就听大臣先生道：“我乃戚继光手下一名士卒也，因开小差，慌张误闯宫门内。”
冯保一听就火儿了，加刑加刑，叫这小子胡说！
冯保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首先，王大臣被抓的时候，身上穿的是太监服装，既然是逃兵，为何有内侍服？谁给他的？其次，你说是谁手下的士卒不好，偏说是戚继光的人？
怎么就不能说是戚继光的人呢？
先谈谈戚继光这个人。
戚继光，是个百分之百的武将，在我看来，他的功勋，可比岳飞，而处世能力，又强于岳飞。
1528年，戚继光出生在山东，10岁袭爵，21岁中武举，然后参军，战鞑靼，著有《备俺答册》，之后下南方，建戚家军，转战闽浙粤十几年，历八十多战，平倭寇，遂再入北方，修长城、筑炮台、整顿屯田，守边十六年，威震蒙古、辽东，被称为“振古名将，万里长城”。
他的业绩很辉煌，他的能力很生猛，他的部队很牛皮。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条件——文官集团的支持，没有这个玩意，一百个戚继光也奇迹不起来。
整个明朝，除了朱洪武、朱永乐之外，几乎历代武将，都被文官压得透不过气，为什么呢？
这要怪孔夫子。
其实也不能怪孔夫子，而是要怪后世的帝王，以及那些个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文官们。
这里面的原因，我来摆一摆。
春秋时代，周王室不受尊重，各国的国君，也不受臣子尊重，所以征伐不断，内乱不息，在这种情况下，孔二爷挺身而出，提出“父子君臣”理论，建立了道德上的等级观，并要大家遵从。
但是很快，孔二爷发现不对路，大家都说他讲得对，但是一到了动刀子时刻，就谁也不鸟他了，为此孔二爷挺烦恼，怎样才能让大家听他的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很有效的办法——礼乐教化。
孔夫子认为，之所以大家都不听他的，就是因为人心太野，蛮荒时代的影响还在，所以要推广他的理论，首先就得把人们教育得文明起来，所以他开始讲课、行善、弹琴、唱歌，就好像驯兽一样，让老百姓逐渐养成安静的性格，以便为他的理论的传播打下基础。
这招很有效，首先中招的就是他的学生子路，子路本是个三句话不和就操家伙的人，最后愣是被二爷教化得弹琴且讲理，当然，最后死的时候也是文绉绉的去放火，被人家凶狠的干掉。
第二个中招的就是汉武帝，他觉着礼乐教化太好了，便大力推广。
于是自汉以后，天下读书人无不尊孔，无不认为礼乐教化便是真理，无不推崇，对老百姓则张口闭口愚民，一付老教授模样。
就这样走过了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宋元，直到明，此时礼乐教化的弊端已经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弊端，就是无视法律的存在。
既然礼乐起作用，还要法律干什么？如果法制盛行，一来有违祖宗教化，二来，岂非标示着礼乐崩坏？儒门子弟有个很奇怪的逻辑，那就是如果大家都遵从法律，则预示着文明的衰败，人们就像一群犯人，只能被法所管，而不能为礼乐所教化，而儒家子弟当然不能承认法律比礼乐的作用更大，所以对法律基本采取无视态度。
这也是中国千年以来为什么没有依法治国，以及历朝统治者脑袋里为何没有法治概念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弊端，就是无视武力的作用。
儒生们认为，礼乐教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所有人做顺民，而顺民，是不反抗的，我中华泱泱大国，对内万民敬仰，对外教化四夷，因此，无论内外子民，均应在教化之下，俯首帖耳，听儒生们传布圣人之言，断无忤逆之理。
那么如果忤逆了呢？
要知道，所谓万民顺从，那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一个老农如果辛苦一年还被苛捐杂税逼得没活路，你再教化，他也操锄头和你拼命，一个蒙古酋长如果被大雪冻死了牛羊，你再教化，他也领着人马来抢你，所以所谓的忤逆，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忤逆了，就得武将上。
但是，文官们（儒生），是绝对不承认有“忤逆”现象存在的，因为只要一承认了，就相当于承认，千年传承的“教化万民”的策略是有缺欠的，而这是圣人传下来的经典，即便真有缺欠，也不能承认，因为这决定着文官们的社会地位。
因此为了儒家后生们的个人前途，文官集团不得不睁着眼睛说瞎话，比如他们说，倭寇只是小灾难，对帝国没什么影响，比如他们说，蒙古的入侵是小问题，不会影响帝国命运，比如他们说，后金的崛起对我大明无碍，不能与他们议和。
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的：不承认存在非武力解决不可的问题，以证明礼乐的作用及自身的地位。同理，也不能承认武将的决定性作用，更不能让武将坐大。
因此在明朝，再有功勋的武将，文官们也会对其嗤之以鼻，再大的功劳，文官们也不会让他做太大的官，同时，还要讥讽这员武将只是匹夫之勇，不识字、不会对对子、不会写华丽的骈文等等。
那么，如果这员武将的功勋实在太大，确实无法否认，也无法“微化”呢？文官们的办法就是：告诉皇帝，小心他功高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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