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这个日呈离心化的机构朝着帝国又贴近了一些。
他们或许永远都弄不清楚皇帝这一系列举措的意义和目的，但他们永远都会记得，维新二年，帝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交涉和在其他地方的让步，让曾经铁板一块的海关出现了裂缝，表现突出、水平优异的中国人终于也能跻身于那些高级职位，能和洋鬼子们平起平坐了，在一个被压迫的国家里，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所有的委屈和耻辱都将被洗刷，在中华获得新生的道路上，海关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正文 第三卷 第四十九章 本位之辩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统一已经显得混乱的帝国币制都是极为重要而且富有积极意义的，甚至于国际舆论都十分关切帝国的币制改革。
众多列强不论是出于商品输出的需要还是资本输出的需要，都希望中国能有一个完整的、稳定的、包容性强的货币体系，1902年的《中英商约》、1903年的《中美商约》都表达了这种期盼，甚至于在条约中公开载明，一旦中国币制实现统一，各国将赞同中国上调海关关税至少50%，即从“逢百抽五”的基准税率提高到抽7.5.
当然可以将其一概称之为帝国主义是为了掠夺中国更加方便而不遗余力地“促进”中国实现币制统一，但反过来换位思考的话，铁路同样也具有这种特性，一条条铁路线的修建，在促使中国迈向近代国家时，也“方便”了各大列强进行经济侵略。
可是，无论币制也好、铁路也罢，其本质都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后的客观需求，本身并不承载着任何价值观，各大列强可以用之来侵略中国，中国自己也可以用之来发展自身、对抗侵略，区别的关键在于自己能不能牢牢把握。如果因为可能存在的严重后果而杜绝创新，中国将永远受制于人，正如一班迂腐之人强烈反对修铁路而最终无效的历史那样，这种强大的规律性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自有汽车后，每年因车祸伤亡者不下凡几。但从未因此而听说有取缔汽车之言论。
与其受制于人、落后于人，何如放手一搏？
但革命党不是这么想地，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攻击现行政府的机会。皇帝答应各国加派盐政监察员、聘请各国人士担任币制改革顾问的消息一出笼，革命党便在报章摇旗呐喊，拼命撰文“批判”朝廷“丧权辱国”、“出卖民众”，东京街头一竿子热血青年甚至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卖国罪行”。号召要继承“烈士的遗愿”，继续格杀“卖国贼载泽”。
载泽因为前后两次暗杀。见到这样的话语自然有些魂不附体——一日防贼易，千日防贼难，为了自己的安全，他已经加派了三重警卫，在公开场合的抛头露面也几乎绝迹，但纵然如此，心底还隐隐有些担心。
皇帝心细如发。面对载泽地窘境问道：“卿以为革命党果然如此厉害？”
这却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如果说革命党厉害，那便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地嫌疑，如果说革命党无足轻重，那么现在里三层、外三层加派的警卫为的又是什么？载泽想了半天，对皇帝的问题还是回答不出来。
“革命党之所以起劲地攻击朝廷，全赖背后有人支撑。”
“有人？”载泽最近十分机敏。一下子便把“有人”两字牢牢抓住了，失声问道，“奴才一定替皇上除去此心腹大患。”
“现在为时尚早。”林广宇摇摇头，“国家的力量也不足，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经过10年生聚，我们未必及不上人家。”
这下听懂了。这是指东边那个邻居。载泽张张嘴，想说些什么，但皇帝继续又开口往下说。
“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支持革命党在这件事上跳出来么？”
“奴才愚钝，请皇上训示。”载泽确实有些不太明白，无论派遣盐政监察员也好，聘请币制改革顾问也好，在华的列强媒体都是一片叫好声，认为这“反映了这个国家自我革新的良好面貌”，就连以往对革命党持有暧昧态度地西文报纸也是一边倒地为朝廷喝彩，他实在搞不懂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上面唱反调。
“很简单。日本缺钱。但又没办法借到钱，看着我们这里大把钱流入。他们眼红了。”
“啊！”这好像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命题：日本几年前打赢了日俄战争，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家凝聚力极大增强，社会稳定、民众自信心百倍增长，怎么看都拥有比中国更好的形势和局面，载泽等一干重臣做梦都想通过立宪改革使中国能达到日本的局面，皇帝为何会说日本的日子很不好过？
“理由很简单，日本通过战争成了强国，但这种强国是外在的，他们的实力还不足于支持这种强大，特别是孱弱的经济体系和财政基础无法支持这种强大。”林广宇地语调缓慢而有力，“这次平准贷款，算上旧贷款的翻新，一共是15亿马克，不算翻新也有5亿多马克，日本哪里借到过这种数额的贷款。”
“奴才认为，不是日本借不到，而是日本不想借。”
“借不到和不想借对中国来说是两回事，对日本来说是一回事。”皇帝用辩证法开导着财政大臣，“你想，派遣盐政监察员、聘请币制改革顾问都是朝廷做出的交换条件，日本肯答应这种条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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