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文章做得极为出色，这篇《提案》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从跪拜之礼地微言大义开始讲了一通中国历史传统。然后再叙述一通民主政治、平等议事的西洋宪政规则，结论只有一个：认为在国会再行跪拜有悖于整体氛围，故提议废除之。当然，废除的形式是以皇帝开恩为大前提。
这份提案一经宣读完毕，立刻在场内的200余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当中除了梁启超、杨度、徐世昌等少数亲信大臣外，其余人等几乎对此一无所知。在思想上也未有足够的准备。
对这份提案，少壮派议员是欢欣鼓舞的。自民智日开、欧风美雨浸淫中国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才俊开了眼界，见识了这个世道地不同之处，对西洋相对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存了仰慕之心，对中国传统礼教地成见亦不免加大了几分。特别是维新元年以来变革力度的加大，他们对于老大帝国的近代化改造更寄予了深刻的厚望，而在维新元年军事体制改革中。军人由于甲胄在身而被豁免跪拜礼节后，这些少壮派议员同样存了废除之心。
当然，哪怕是最激进的议员也没有全盘废黜跪拜的念头，他们的意思只是不希望跪拜得这么多，这么频繁——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份尊严还是要着力维护地。
但对守旧派议员和官员来说，皇帝的提议俨然有晴天霹雳之感。乾隆帝时，英使马嘎尔尼就因为单膝跪还是双膝跪的拜见礼节一事闹得很不愉快。差点都没能见到乾隆本人，可见皇家是非常看重此种礼数的——否则怎能显示我“泱泱天朝大国”的气度来？
咸、同以来，因为在军事上屡遭挫败，西洋势力日强，天朝上国让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要说双膝。就是单膝洋鬼子也不肯了，觐见之时只代之以五鞠躬的大礼，这在普遍行三鞠躬的西洋礼节中已经算是格外尊隆的待遇，而同治皇帝仍然大感委屈，认为“天下岂能有不跪之臣？”在骨子里还是异常固执。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皇帝现在居然想着废除跪拜礼了？虽然现在只是在国会中废除，但将来会不会推广到各省谘议局，再进而推广到所有议员可以享受这种特权……太多地古板之人忧心忡忡——这岂非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上下错位？
当然，梁启超现在提出了这份御案。不用说肯定是皇帝的主意。否则即便再借他们两个胆子，也未必敢提出这种“大逆不道”的命题来。老顽固们对新军以“甲胄在身”为理由不跪已经议论纷纷，认为军队有“挟武自重”的迹象，现在再在议院中废除，他们的榆木疙瘩脑袋如何能理解？
“肃静，肃静。”面对下面交头接耳，乃至于越来越响的议论声，张謇开始行使会议主持者地权力，敲击着手中的槌子，提醒全场人等。
“如要发言，请诸位议员举手示意，等待批准后唱名，发言时请到会场中心来……”张謇指了指发言席，示意众人不可在下面议论，以免坏了规矩。
皇帝在上，议会中人不敢造次，议长大人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整个会场顿时寂静下来，然后开始有了上举的手臂——第一次实践这样的开会形式，让所有人都感觉新鲜与好奇。
“出头椽子首先烂”的古训是众人都耳熟能详的，但守旧派议员在这个方面的记忆力显然比新锐派来得更为突出，会场上第一批举手发言之人全都是新锐派议员，而且是一边倒的赞同附和声——君恩浩荡、宪政改良，凡是能用到地赞誉都按了上去。
守旧派要想发言至少得破除两个障碍，第一个是对皇帝心意地反对；第二个是对国会议事规则的熟谙。可惜地是，守旧派显然一时做不到这些，新锐派的人数虽少，但在破除这两个障碍上展现出来的能力却远远高于守旧派，如果对议员构成情况不熟悉的话，甚至会给人留下新锐当道的第一印象。
绝大多数议员和官员恪守着中庸之道，用好奇、不安甚至看热闹的心情注视着台上的演出。一共有七个人发言，其中6位是年纪不满40的年轻议员，且都是一边倒地赞同。只有一位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也不是议员，而是一直以性情古板而出名的荣庆。
很显然，荣庆是一早就知道此事的，也是持有坚定的不赞同态度，但同时也显而易见这种意见不为皇帝所接受，最最关键的是。他不是议员——只有发言权和建议权，没有表决权。
“圣上口谕。‘诸位方才的发言皇上都一一留意，既然发言已毕，下面提请表决’。”
那么就表决吧——流动投票箱再次流动起来，搜集、登记、统计，在结果出来之前，杨度代表皇帝宣读了第二号御案，《关于变更帝国国号的提案》。直截了当地提出，林广宇准备变“大清帝国”国号为“中华帝国”。
这可是比第一号御案还要来得震撼地提议，“我大清”自有天下200多年来，何时动过改国号的念头，现在又不是改朝换代地时候，变革国号，大为不吉，不吉！
老夫子们连连摇头。个别人的惊恐神色溢于言表，林广宇在御座上看得清清楚楚，压低声音对杨度说：“杨度，这个议案要通过恐怕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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