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帝国政治改良进程中所涌现的点点滴滴，欧洲列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各国大使、公使纷纷撰写报告，向政府和外交大臣汇报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局面，《泰晤士报》、《宇林西报》等知名媒体予以了全程报道，其热衷的态度甚至不亚于中国本土媒介。
对大清国号改为“中华帝国”后，因为不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各国依照惯例表示了祝贺，只有日本除外。日本公使对外交大臣梁敦彦提出了抗议：“贵国所称中华帝国，称贵国为天下中心。难道以蛮夷视周围友邦乎？”
对日本而言，中国两字所蕴藏的意义不仅仅止于一个简单地名词，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正统情节。中国原来是“天朝上国”，自称“中华”自无不可，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势日衰，早已经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威风与地位。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通过日清、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后。其心态俨然以“中心”自居，对帝国号称中华倍感感冒——这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支那”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称呼中国的内在原因。
面对日本人的胡搅蛮缠，梁敦彦显得不卑不亢：“中华者，系中国自古以来自称谓。中华二字，顾名思义，系华国之中，华国之中为中国。华国之边缘自古为夷狄，日本一贯号称不属华国，何必计较夷狄？倘若贵国计较夷狄，是不是要先承认贵国首先为华国之一部分呢？”
伊集院地牙齿咬得嘎嘎响，却又无法反驳，只能再冒出一句：“贵国遽改国号，未与友邦协商，太过匪夷所思。”
“5000年来。鄙国改朝换代不知凡几，不知道有哪一次是和贵国事先商量了的？”梁敦彦强压住火气，“美利坚原为英国殖民地，后来独立，不知是否与贵国事先商议？”
“日支两国文化相近、唇齿相依，彼此关系特殊。与他国关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朝鲜与鄙国文化相近、领土相接，彼此关系自古特殊，与他国关系同样不可等闲视之，日韩合并之举贵国倒是事先并未照会鄙国……”梁敦彦反唇相讥，讽刺日本吞并朝鲜。
这是注定没有结果地交涉，伊集院只能悻悻然归去。
有了第一天的热闹与经验，随后几天对其余各项御案的讨论进入了愈发激烈的过程。
第三号御案系政府官员任职年限，梁启超指出，中国官员自古以来除非出现不能胜任本职或者本人告老还乡的情况。任期一律终身——但这显然有悖于天伦之道。按照皇帝的旨意，应该仿行宪政国家实行退休制度。按照官员品秩的不同设立相应退休年限。
“正一品者，年满70退休；从一品、正二品者，年满65退休；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者，年满60退休；正四品至从七品者年满55退休；正八品以下年满50退休。”当然，退休年龄地规定虽然是一刀切的，但同样允许例外，“若总理、协理和各部大臣以该员年富力强，职责重要，报请圣上同意后容许递延，递延一次不超过2年，每人递延不得超过2次，若递延期间品秩变动，则以变动后的品秩作为退休年龄之依据。”
对这个制度的规定，虽然出乎各位重臣的预料，但正如皇帝所料想地那样——任何一个大臣即便心中有所不满，也不愿意给皇帝留下人老犹恋栈的不良影响。更何况这个退休年龄的制定基本符合帝国职官的任职情况，以往确实有一部分重臣过了70还在职场拼杀，但无论精力也好、能力也罢，都极大地衰退下来、于事无补，何必自讨没趣。
对资政院议员而言，这番任职年龄地限制只针对政府官员，议员任期却可终身，这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优越感，虽然也有人提出要辩护一番，但主流意见特别是新锐派对年老之人把持朝政的固有症结早已种下，提议表决自然是极力赞同。
与退休制度相辅相成的是年金制度，杨度朗声说道：“官员年老致仕，除皇上钦赐优容外，别无他物，以至于生活困难，不得不仰仗积蓄，部分官员贪污腐化固然有其道德不检点之因素，但为身后事考虑、为子孙事考虑亦是重要原因。皇上一贯体恤臣下，先既已仿效西洋各国设立退休制度，则养老金制度亦一并遵照执行。”
按照议案的提议，官员俸禄被分为级俸和职俸两部分，级别即与官员品秩相对应的俸禄，品秩一经确定，除非变动，终身不易——退休后的大臣依旧保留品秩，职俸与职务密切相关，因职务不同而俸禄不同。官员在职期间，这两俸一并发放，构成官俸，官员退休之后，依然按照其退休前最高级别发放级俸，以作维持。
当然，一旦涉及到发放养老年金，就有一个资金如何筹集地难题。皇帝也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现有官员自维新三年起，一律按照本人官俸之十分之一提留年金，以备退休后发放。每逢官员退休，则对其进行勘察，若无渎职、违法、贪赃情节，则发放养老年金，先从本人提留年金部分提取发放，提取完毕后，由职官部从国家财政中提取发放直至官员过世，若该员不幸提前过世而本人提留年金部分仍未提完，则将剩余部分一次性发放家属，充作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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