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寓意圣裔持续衍展、世代繁衍无止境，代表了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至高境界。乃至于正史上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元、满清等，无不是以此为号，再无改动。
孔家人手中握着仙源的实权，头上挂着衍圣公的爵位，软的硬的都是一把抓。错不是怕吃相过于难堪，惹来外人褒贬，整个仙源县的田亩都已经汇聚在孔家人的手中了。谁叫赵家不禁土地兼并呢。在这，他们孔家就是一切的主宰，就是再正宗不过的土皇帝。
虽然这般的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也切断了孔家人在仕途上的发展。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孔家人在自己被当权者高高捧起的时候就该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如何取舍也不在于他们，当权者已经规定了线路，他们就必须走下去。
但是，年百年的光阴已经早就改变了一切。此刻的孔家人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家人了。
就像那朱明！
朱元璋的儿子里，能出九大攘夷塞王，出边巡狩，屯田安民，文治武功，个个都在水准之上。其中更有一个永乐大帝名垂千古。可后世老朱家的子孙却真多变成了猪。如今的孔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没了朝廷的优待，没有了财富和世袭的权利，偌大的孔氏一族初始还能抱团取暖，但不到两年，这偌大的家族就分崩离析，五零四散。
无奈何，钱财是最致命的因素。其次，陆皇帝不允许庞大如孔氏这般的家族，始终如一般存在。
这并非是孔家一族所面临的困难，而是举国之下，所有地方宗族面临的共同难题。
地方宗族族权与皇权的碰撞，那吃亏的定然是前者。
或许很多后来人都以为宗族族权在中国根深蒂固，便是皇权有时候也会有所不及。毕竟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甚个皇权不下乡之类的话，听得太多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宗族族权之所以存在，就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宗族组织作为古代乡村社会的控制主体，从其形成之初就始终将自身的合法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解决。
而它的合法性就源于国家政权的认可。
而宗族族权一旦丧失了合法性为基础，即与国家政权相分离，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遭到国家政权的沉重打击。就如现下的陆齐朝，也比如秦汉时候。秦汉时期，国家政权与族权渐趋分离，族权受到诸多方面的约制。
因为秦有法家，而汉随秦制，也有亭长、乡三老等基层官员。当国家权力进入到乡下后，这本身就已经极大的制约了宗族权力。
陆皇帝使人对地方宗族族权做过详尽的分析，兼之他自身超越时代的目光，对于地方宗族族权看的且还很透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村的基本经济就是个体小农经济，朝廷利用族权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控制，比起单纯依靠地方政权的控制力量更为奏效。直白点说，官府权力直接作用到一家一户，这太费力费时，还保不准会出力不讨好。可个体户之上的宗族，体量大，抓起来省事，这本就是行了大方便给地方官府。
而族权之所以在后来飞速膨胀，陆谦看来，更大的原因就是国家县以下乡村控制力的减弱。比如眼下这个时代，中原历经了南北朝的战乱，历经了中唐、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征战不休。战争制衡了官府的力量，自然官府权力的退缩就留出了足够大的权力空白供宗族族权发展。
因为，没有了官府法度，且还有传统道德的约束，有宗族的存在，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基础。
对于忙于战争的官府政权而言，个体家庭自然不能同宗族相比了，宗族在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方面，具有更多的优势。而后者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钱粮和劳动力调配。
而待进入赵宋一朝，保正这般的乡官已经不在朝廷的官员体系中了，官府在乡间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宗族族权飞速发展，宗族制度也日趋完善。
陆皇帝甚至都怀疑，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的潜在用意，便是压制乡间宗族权力的发展。同时他也很怀疑，明清时候中国地方宗族族权暴涨，那与理学在中国的推广是不是有着潜在关联？
毕竟那理学是道德第一，对于宗族族权有着天然的加持。
现在陆齐设有乡官，乡一级的结构上设有政务、税务、警务，掌控着乡兵作为基础武力，那不但对乡间豪强产生了巨大的抑制力，对于宗族权力的压制更大。
如孔家这般巨大的宗族，没有了权利的保护，那很难想象他们能始终聚集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宗族的人数太多了。毕竟他们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整个孔氏宗族难以想象会有多少人口。纵然过去的时间里，也有血脉过远的旁支被分散出去，但只孔端友、孔端超兄弟未出五服者，便已经有数百人。
为什么说孔端友、孔端超呢？这是因为这俩兄弟一个是赵宋的衍圣公，在兖州被梁山军攻夺的前夕，只带着孔子和夫人的楷木雕像作为供奉祖先的木主，便带着大侄子孔玠匆匆逃亡东京，他本人无后。现如今人还在成都呢。
而孔端超呢？那就是孔玠的老爹，这厮还是陆皇帝册封的大成殿奉祀官。
——这并非陆皇帝对孔子的格外有待，就在鲁县隔壁的邹县，孟家后人也有一人成为了奉祀官。只不过孟子的孟庙是远不如孔庙孔林宏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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