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皱眉道：“那也说不过去。我铁道部下面这些年里面，光死掉的蛮子劳工就得十好几万，那么多的劳工也没见出什么问题。”
宁显摇头道：“大不同，大大的不同。那些劳工是从外面运到大明的，凡是身体不够强健的，估计早就被扔进海里去了，又哪里还能活着来到大明。就算是运送人间的那些将士们感染了一些，到了大明之后也有足够的医生可以给他们治闻，也出不了什么太大的问题。陛下远征英格兰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只是陛下身体强健才没有感觉，而随行的医生又多，故而军中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现在阿敏指挥使带着的正蓝旗和镶蓝旗将士们，还有那些抓捕劳工的良家子，他们现在是一窝蜂的跑到了蛮子那里，而带着的医生又不够多，难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张之极迟疑道：“那按照太医院那边的意思，是让他们回来还是让他们原地驻防？然后再多派医生过去？”
宁显道：“必然是让他们原地驻防，而且最好能够分散驻防，然后太医院这边再联合医学院那边多派一些医生过去，看看该怎么处理。”
张之极又躬身对崇祯皇帝道：“陛下，是不是再派些人手过去接应他们？单凭他们在那里，如果蛮子后续再有军队进攻，只怕……”
崇祯皇帝点了点头道：“调两个卫所过去，离他们远一些驻防，尽量把补给物资多带一些。”
后世隐隐约约有一种说法，就是印第安人的灭绝除了那些找到美洲的蛮子们大量捕杀之外，还有欧洲蛮子们带过去的病毒，印第安人因为不适应那些病毒，所以最后才彻底凉凉。
现在看起来，这种说法虽然不尽其然，可是也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至于为什么那些来到大明的蛮子们，比如跑到大琉球的荷兰人，还有澳门的葡萄牙人，还有被抓回来的那些劳工，他们身上的病毒没在大明掀起什么风浪，那就只能说是老祖宗保佑了。
总的来说，就是大明的百姓生活足够富裕（相比欧洲蛮子们来说），大明的医生足够多而且医术高明（怎么着也比理发师放血更靠谱一些），在这么好的条件下，自然不会出现欧洲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况。
至于崇祯皇帝跑到欧洲浪的那一波，就更不存在那些问题了，毕竟是皇帝出行，随行带着的医生和军队几乎是大明最顶尖的那一批，想要出现问题都不容易。
最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卫生这两个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明随便找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小村子出来，都不太可能在屋前屋后随处见到那些黄白之物，就连垃圾都不会看到多少——毕竟除了自己住，还有邻居，如果不想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最好还是干净一些的好。
然而在此时的欧洲，别说是村庄一类的了，就算是那些住在城堡里面的贵族，随意撇大条的情况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巴黎，那个被烧了一个尼姑庵的城市，更是被称之为浪漫之都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座翔城……
自罗马帝国时期，欧洲城市的居民就喜欢从窗口直接往外倾倒粪尿，不过罗马帝国时期，有专门的清扫人员，加上居民普遍洗澡，所以相比起后来的欧洲还是要好一些的。
但中世纪的欧洲，却没有了专门的清扫人员，一层又一层的粪尿被倒在街道上、城的河道里……
就连跟法兰西互怼了无数次的英格兰，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英格兰确实是较早地修筑了公共厕所和下水道，但却直接把粪便排入流经市区的河道内。然后由于粪便太多，细小的河流很快就开始慢慢地被淤塞……
例如，伦敦的弗利特河就负责收集了几个世纪的粪便，等到河水终于停止流动的时候，弗利特河也变成了弗利特街。
就像是鲁迅说过的，这世上原本是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也就成了路，所以欧洲的那些翔基本上硬生生被人踩成了路……
在17世纪的巴黎，法令规定市民在白天不许从楼上倾倒秽物，只有晚上才可以，但倾倒之前必须要先喊一声“注意尿”，以防引起不必要的治安纠纷……
而在更古老的中世纪年代，则是白天晚上都可以随便倾倒，至于在倾倒粪尿之前会不会吱一声给路人提个醒，则要看这位市民的素质和心情了。
巴黎城已经完全与秽物成为了一体，城墙是翔城、地面是翔地，中间或许遇到大的变故时会清理一下，但大致的发展历程，就是如此。
几乎每个城市的市场边上，都有一条自发形成的肮脏街道，如蹲屁股街、茅房巷等等，那些来市场赶集购物的人们就在街上露天解决，连尿壶和粪坑都省了。
比如说在法国南部的特鲁瓦城，这种“公厕”街道的名字叫木头街，并且很不巧地距离市政厅很近。
饱受臭气困扰的特鲁瓦城法官们，曾经试图立法禁止人们继续把木头街当做露天厕所，结果竟然引发了一场民众骚乱。
一个由纺织师傅率领的代表团立即前往市政厅，抗议法官们侵犯基本人权！代表团的发言人如此声称：“我们的父辈在那里耙耙，现在我也在那里耙耙，我的孩子还会去那里耙耙！”
最后，焦头烂额的法官们不得不承认：特鲁瓦城的市民天生就有随地大小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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