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铁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从“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就着意培植王靖国替他掌握军队。为了解脱王靖国，他把造成“晋西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到赵承绶、郭宗汾等人头上，上报南京政府，予以处分，并借此机会撤换、调整了一批军队高干。不久之后，所有军队都被以王靖国为首的铁军掌握。王靖国从此权倾一时，不可一世。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进一步发展同志会组织，从政治上加强控制。
成立于１９３８年初的“民族革命同志会”，是以“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领导机构”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到阎锡山的反共趋势日益明显时，它又成为阎手中网络亲信、控制干部的一张牌。秋林会议后，同志会中发展起了“同志先锋队”简称“同先”和“同志会基本干部”简称“基干”。“同先”是同志会中的骨干组织，而“基干”则是“同先”中的骨干。圈子之中画圈子，最后还是将权力集中于一小撮亲信手中。“基干”首先在高中级干部中发展，入“基干”须履行严格的手续。先是由阎锡山本人亲自批准，而后由赵戴文“叮咛”、杨爱源“监督”，直接面对阎进行宣誓。基干的纪律森严，“诋毁领袖”、“破坏组织”、“背叛组织”、“不执行决议”者都必须自裁或处死。阎用严厉无情的法西斯手段，对他们进行控制。有一个师长，长期追随他，算得上是一个亲信了。在防地上，与人闲谈时说过这样的话：“从中央领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说怕我们贪污”，“什么‘同志会’呀，简直是以‘同志会’为捆仙绳，把我们捆住，为他卖命，不准脱离。”这话被密报给阎锡山，阎立即将他调回，进行盘查。这人只好承认是信口胡说，并苦苦哀求今后决不会再说不利于会长的话。阎锡山冷冷一笑，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议决，令这个师长“自裁”。之后，派人给他送去一大杯鸦片烟浆水，此人被迫痛哭着喝下，却许久难以咽气。于是，就用绵纸覆盖其面，喷上冷水，将其活活蹩死。此事传开，令许多高级军政人员都不寒而栗。基干也是当官的重要阶梯，专员、师长级的负责主官，必须由基干担任。同志会的组织延伸到全省各地，在区县及军队、学校中层层建立分会。阎锡山有意用同志会代替行政组织，甚至把战区及省政府的关防印信置而不用，以同志会和执行部和会长的名义发号施令。民族同志会成为带有政党性质的一个政治组织，体现了阎锡山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自成一家的主张，成为他的独立王国的政治核心。
一个铁军控制军队，一个同志会控制政治，同时又利用两拨人马的矛盾相互制约，以保证自己的最高权力。这就是阎锡山的如意算盘。王靖国掌握铁军之后，日渐高傲起来，甚至不把阎锡山放在眼里。蒋介石有一次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王靖国前往参加。会间，蒋介石单独召见王靖国谈话达四个小时之久。但王靖国返回克难坡后，却未向阎锡山汇报，而擅自将参加会议的情况和蒋的谈话精神，直接印发到各个部队。阎锡山得到密报，随即召见王靖国，命令他立即将印发下去的材料追回，还当着众多高干的面阴沉着脸说：“你们拿军队的，掌组织的，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枪。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汉献帝对待。”吓得王靖国满面流汗，连连请罪。这事也给了阎锡山一个刺激：多亲密的部下，也需要防范和监视。于是，他又千方百计要把梁化之扶上同志会的领导位置。在召开基干同志第四次全体会议时，阎锡山宣布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同志会的领导机构。按他事先定下的基调，这次所谓“民主选举”，应选出十三名高干，按组、军、政、经等部门实行分职负责，而由梁化之任同志会组织领导机构工委会的主任委员。结果，选举下来，参加会议的560多名基干，只有120多人投梁化之的票，梁只能当选一个普通的“开展高干”。阎锡山听到报告后大为震怒，立即召开临时高干会议。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色厉声严地说：“你们都有你们的组织了，合不到一起了，从此各干各的吧。这个会议就是散摊子会议，我自己有我的主意。”说罢，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如此紧张的气氛，让高干们体会到了“会长”绝对权威的厉害。经过检讨，还是按阎的意图，由基干会重新“选举”梁化之为工委会主任委员。
除了加强对领导层的严密控制和操纵，还要从思想上精神上控制各级基层干部。阎锡山在克难坡又举办所谓“烘炉训练”，其寓意是把人像矿石一样投入炼铁炉，经过冶炼，使其脱胎换骨，成为“是甚是甚，做甚务甚，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万能干部”。通过烘炉冶炼，达到人人“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成为会长化身”的目标。“烘炉训练”的对象包括军队连以上，行政区以上干部，机关、学校、经济、部队政工人员及同志会组织系统的干部。先后参加训练的达到二万多人，足见其规模之大，也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之高。参加烘炉训练的人，每天早晨六点，都要在广场集合，接受阎锡山以会长身分进行的训话。集会时，要高唱阎锡山亲自编写的“洪训”歌。其歌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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