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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_苗挺【完结】(65)

  和平和复兴都等于消灭共产党,但消灭共产党又谈何容易。“共产党能笼络人心”,自己的作为又恰恰不得人心,为了维护和保持在山西的统治,除了军队之外,只有依靠特务组织。因此,返回太原后,他大力发展和强化特务机构,迅速组成了三大特务系统:特警处,政卫处和参训队。“特警处”全称是“特种警宪指挥处”,拥有大小70多个单位,1400多名专职特工人员,720名武装特务和900多名派出人员。其骨干分子是第二战区政治部阎的亲信梁化之手下的特工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败类。它规模庞大,权力无限,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可以随意扣捕山西境内任何军政人员和民众,任意审讯、残酷毒打并处死。在太原市的行政、军事、经济、教育各机关以及工厂、学校、商号、饭店、旅店等地方,都有秘密发展的“细胞”,随时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稍有不慎,言论中透露出对阎锡山的不满,就会被特警处抓捕、审讯、禁闭,以至杀死。日军投降后的山西大地,成为特务统治下的黑暗世界。“政卫处”仅次于特警处,是阎锡山掌握军队内部动向,搜集共产党、牺盟会和决死队情报的耳目。“参训队”全称是“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是训练军事谍报参谋和进行军事情报活动的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与军队一起,成为阎锡山存在的支柱。依靠这些力量,阎锡山千方百计制造名堂,对军队和民众进行空前的残酷统治。

  上党战役中,近三万官兵被俘,其他地区,也有许多当过八路军俘虏的兵士。八路军优待俘虏,采取宽大政策,对愿返回者,都发给路费,开给路条,予以释放。这些被放回来的官兵,特别是干部,成为阎锡山心中的一块病。一方面,他惧怕这些人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变成了他的敌人;另一方面,更怕他们回来宣传,瓦解和动摇军心。于是就成立了“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他亲自担任团长,将被俘释放的干部都集中于内,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以“警戒严密,追查彻底,宁枉勿漏,断绝归路”为原则,由“特警处”等特务组织进行残酷迫害。释放干部进团编队后,三个月内不准外出、不准窜队、不准和家属亲友见面,严密拘禁,强迫写自白书,并揭发别人。对所谓“有问题”者,分别开班斗争、队斗争、团斗争大会,采取车轮战、围攻、棒打等办法,反复予以肉体和精神的折磨。1947年6月之后,竟然仿照封建时代给囚犯刺字的做法,采用灭绝人性的“刺字刑”,给释放官兵臂部针刺上反共反人民的字样。他以为用这样卑劣的办法,就能够断绝向共产党向人民归顺的道路,迫使这些人永远受他的驱使,为他卖命终生。有一个上士班长,在额部明显位置刺了“誓死剿灭共匪”六字,受到阎锡山的特别嘉奖,奖给法币300万元,并赐予“忠贞先锋”称号;而在上党战役中被俘的一个中将炮兵司令,在大臂上刺了“雪耻”二字,受到严厉责难,迫不得已又在小臂上刺了“灭共”二字,才被释放出团。一个炮兵团长,被人密报在被俘期间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立即被“特警处”拷打审讯后秘密活埋;还有的被刺刀刺死,被注射毒针毒死。阎锡山居然将这些罪行称作是“大慈大悲的教育,抹上红红擦红红的政治教育”。经过上述迫害和折磨后,这些释放官兵,还被组成所谓“奋斗雪耻团”,再次送到前线充当炮灰。阎锡山的做法,可谓丧心病狂而坏事做绝。

  在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迫害方面,阎锡山也设计出了一套办法。他制定所谓《动员戡乱复兴工作纲领》,提出要建立“铁村”,完成“铁政”,展开了乱打乱杀的“三自传训”运动。“三自”包括“自清”、“自卫”、“自治”。所谓“自清”,就是让老百姓自己动手肃清“伪装分子”,即对阎锡山的统治不满,同情和倾向共产党的民众;“自卫”,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共产党;“自治”,就是要达到处处、村村都加强他的反动统治的目的。晋绥军有一名团长名叫赵俊义,按照“三自”,制定了一套所谓“肃伪办法”。把驻区内的民众集中起来,先进行“自清”,让人们坦白或相互揭发是否共产党,是否给八路军办过事。“彻底坦白”的人算是“转生”,对“不自白”或“嫌疑大”的人,就分别进行斗争直到随意杀死。“自清”之后,将青壮年编成自卫队,经过训练,发给枪支,实行“自卫”;“自卫”之下,“秩序”和“治安”较好的村庄就实行“兵农合一”,让群众领取份地进行生产,就算是实现了“自治”。赵俊义按此方法,恣意迫害、残杀革命群众和无辜百姓,仅在寿阳一个十余万人口的小县,便杀了600余人。或乱棍打死,或刀砍、枪毙、草刀铡,或活埋、水淹,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而阎锡山却认为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有效办法,并亲自命名为“俊义奋斗法”,将赵俊义擢升为副师长,以示表彰。“三自传训”的办法推广开后,强迫县、区、村的干部进行“自白转生”,“自白自己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自白之后,如被揭发为“不彻底”,就被大会斗争,当场乱棍打死。在阎锡山统治所及的地区,特别是太原附近的晋中地区,到处发生乱棍打死所谓“伪装分子”的惨剧。根据阎锡山的省政府1947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推行“三自传训”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在晋中各县遭受毒打和被杀害的民众,达到八、九万人之多。其中,被乱棍打死和杀害的就有三千余人。平遥县一夜打死700余人,介休县打死180余人,太谷县200余人,榆次县打死540余人,阳曲县300余人,清源县300余人,文水县200余人,晋源县打死100余人,祁县110余人,交城县86人,徐沟县68人,孝义县62人,汾阳县总共打死400余人,而一天之内,就乱棍打死180余人。太原城内一个澡塘里的青年工人李某,受不了被迫进行军训的劳苦,说了句“共产党进来怕什么”,便立即被捆起来用乱棍活活打死。在阎锡山直接指使下,阎军和特务机关犯下的这种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暴行,甚至比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阎锡山同样将这些残害民众的办法赞美为“大慈大悲”,说什么:“处理人越是惨无人道,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因大家看见害怕,便不敢再去接近共产党,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 1947年1月12日,得到叛徒的告密,驻文水县的晋绥军和当地反动武装,包围了云周西村。年仅16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刘胡兰和地下交通员石三槐等人,不幸被捕。阎军头目强迫他们“自白”,刘胡兰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坦然躺在铡刀下,光荣牺牲。她的大无畏英雄气慨和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崇高气节,使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毛泽东亲笔题词赞颂:“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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