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大将风度，站得高，看得远，做得实，干得猛；林乎加，才思敏捷，足智多谋，连恨透他的江青都不得不称其为“摇扇子的小诸葛”；李人俊素有“算盘”之称，他头脑里的数字计算，能使国家的一盘大棋不知精打细算、多快好省了多少财富！如此三人组合，可顶立宇宙苍穹，可支撑寰宇星天，可荡涤惊涛骇浪，可抵挡风暴冰雹。然而这样的国之幸的“梦之队”却未能善始善终。这一切都应归结于余秋里他们始料未及的“文革”风暴。
毛泽东何尝不感到后悔？他本寄希望于这几个人组成的“计划总参谋部”，期望“四个现代化”宏伟大略能在他们的谋划下早日实现。然而历史便是如此无情和多变——毛泽东亲手谋划的一盘好棋，却又亲手将其毁于一旦。
这一切的初始，将军浑然不知。自接手国家计划重任后，他整天埋头于“三五”方案之中。像当年接任石油部长时的气概一样，“我就不信经济搞不上去！”“搞不上去，我就不是余秋里！”瞧瞧，这就是从不服输的他。为这，将军每日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在干一件事：唯国富民强，方食香眠酣。
最初的第一个“三五”编制设想，更多考虑的是让饱受吃不饱穿不暖没的可用的百姓尽快有吃有穿又有用的“吃穿用”方案。后来国际形势变化，毛泽东准备打仗——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当时的“苏修”和美帝确实在我四周磨刀霍霍，你不作“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你就得当抬不起头的三孙子。毛泽东和中国人民不干，于是“三线”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让本就虚弱的中国国体遭受巨大负担。
将军就是将军，他在毛泽东的一再“要准备打仗”思想的影响下，不得不将“参谋”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上。但国力有限，要吃要穿的庶民百姓却有六七亿众。而要统筹兼顾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全国几十个省市区的平衡和突出重点等等关节，他这“总参谋部”怎个当法？庞大的国家机器，错综复杂、纵横交织，敢得罪了谁？又能不把谁放在眼里？就说一个物资部门吧。第一编制方案出来，物资部便说，你得给我留余地大一点，将来执行起计划来方可轻松一点。另外，你还得想法为我储备必要的一些库存。听听，说得一套又一套的，而且似乎也挺合情合理。于是他们大呼小叫地说“小计委”净瞎搞，指标定得太高。将军不同意这种各自为政、不从全局考虑的做法，于是明确表示：物资部的意见并不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实情，而眼下物资部又不归计委管理，会影响国家经济计划整体效果，应改变旧体制——物资部当归计委领导。经委不干了，说就你计委老大？事情一闹就闹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那儿。最后不得不由刘少奇、周恩来出面调停。会上将军竭力陈词。经委那边也不含糊，你说一句，他顶十句，总而言之：物资部是我的！谁也别想动。
都是部长，都是国务院组成成员，都在说为“国家利益”，可又各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拍桌瞪眼。
将军只有一只手，但声音和拍桌子也不含糊：物资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的主要内容，非你我的事，我决不退让！
最后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面定案：物资部由计委、经委、建委领导，计委为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余秋里做工作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抓住要害，而且抓得紧，抓得狠，像打仗一样，务求必胜。”时任物资部部长的袁宝华这样回忆说。
再说国家比如要发展一个产业，或者就是想为老百姓多生产些日用品。你以为他将军从总理那儿借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红印，“啪”地在红头文件上一盖章就成了？不行！生产钢的冶金部说要我提高钢产量行啊，你地质部就得给我多找矿山出来呀！地质部的何长工说了，你让我一个跛子满天下跑有用吗？你总得给我的野外队伍起码多解决些帐篷什么的吧！这布匹的事是轻工业部管的，于是轻工业部的人说，可以呀，不就是帐篷嘛！只要今年农业上多种些棉花，我们保证额外地为他何长工生产些帐篷。农业部长又说，不行，粮食面积不能随时更改，毛主席说了，吃饭问题是第一大问题，今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少一亩也不行。又说，即使你让毛主席批准了，可种棉花得防止病虫害，这化工部如果不能保证农药到位，我种棉花有了面积，也出不了棉絮呀！结果转了一大圈，回头一看，仍在原地转悠。什么屁事都没解决！
将军气得脸都歪了，想发火，想骂人，却居然发现找不到发火的对象！骂人也没人听嘛！
怪哉怪哉。林乎加笑容可掬地给将军的茶杯里沏上刚刚托人从杭州带回的新“龙井”，说：先别上火，我有主意。然后在将军耳边如此这般地一通“耳语”。将军的脸多云转晴，大手在桌子上又猛地一拍：走，就这么着！
于是乎，将军等关上国务院“计划总参谋部”的办公室门，夹着本子挨家挨户开始跑部——注意不是跑步，而是跑“部”，国家部委的部。上人家门上，人家一见搞出大庆油田的“余部长”来了，好是一副毕恭毕敬的谦和与欢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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