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油田面临最危难时刻，铁人只身跑到北京。将军穿针引线，铁人见到了总理。总理说我现在忙得连身子都抽不开，你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星期后我再见你。将军那时一边要被造反派揪出去接受批斗，一边要抓各地的生产，但还是专门抽出时间在京西宾馆坐下来听王铁人的汇报。看着满脸疲倦的老部长，王铁人心如刀割，可又不得不把要说的事倒出来。
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我们大庆也应该跟上去！否则大庆就不是毛主席树的红旗了，工业怎么学大庆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顶“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子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子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后来大庆油田又因为“文革”的干扰破坏，出现“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关头。懂行的将军极其忧虑，他想到了张文彬——此刻的张文彬正在四川“靠边站”。将军通过老战友、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将张文彬调往大庆，让其带领一个工作组帮助扭转油田生产的混乱局面。后张文彬又奉命组织“东八三”管道工程会战，将军又将另一位石油大员秦文彩“解放”到大庆。正是这些将军熟悉和信任的“老会战”们重新拯救了危难的大庆油田。而像焦力人、孙晓风、李敬等石油战线的中流砥柱，又何尝不是将军亲自点名或者借助各种“需要”给调回领导岗位的？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又一个重量级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尽管因“文革”遭受重创，但相比其他行业，是最幸运的一块——它迅速得到恢复和重新起色。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大港油田曙光初现、海洋石油战鼓声声、四川汽油田成绩不俗……石油工业重振雄风，支撑国家大工业一片天地。这是在民族危急时刻，石油人的这份贡献更令人起敬。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页历史。
江汉石油会战是一次参加人数达12万余人的和平建设大战役，比大庆会战还多出一倍人数。有人曾经批评说江汉油田是一次“人海战术”。将军严正地回答：不错。我们搞的江汉油田会战是人海战术，但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几乎瘫痪的年代，只有石油人听从中央命令没有瘫痪，他们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片真情，顶着政治风险在拼命工作。将军没有说出“人海战术”的另一半意义：是他和周恩来、康世恩等人的智谋，借大会战保下了石油战线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石油部门因此在解放“走资派”、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等方面比其他部门早了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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