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在另一个地区进行野外调查的117队则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吞没了，女队长杨拯陆和实习生小张刚刚完成一条测线，在一座无名山上被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的强冷空气活活地冻死了……队长杨拯陆这年才不足22周岁，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女儿，也是杨虎城将军最小的“掌上明珠”。那年杨将军惨遭蒋介石暗害时，拯陆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死。1955年，拯陆听从在玉门油田当管理局副局长的哥哥的指路，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自愿分配到新疆地质调查队工作。不愧将门之女，拯陆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队长之职。她工作努力，从不叫苦，人们以为她一定是个在旧社会吃过千辛万苦的贫苦儿女。队友们后来在拯陆牺牲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地区的第一个石油地质构造，就命名其为“拯陆背斜”地质构造。
余秋里拿着戴健和杨拯陆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的遗照，双手发颤着连声喃喃着：“娃儿可惜，娃儿可惜啊！”
娃儿们却在照片上含笑着对她们的部长说：我们不感到可惜，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因为我们是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和《克拉玛依之歌》而去牺牲的。
“同学们，《地质队员之歌》是怎么唱的，我很想听听！”一年前的中南海，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以难得一见的激昂，这样高声问着一屋子围聚在他身边的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明天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找油和找矿战场上去。
于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高唱起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好，这歌非常好。同学们，你们说，地质勘探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啊？”刘少奇点上一支烟，举目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于是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千里眼，一眼能看到地底下的矿藏；有的说地质勘探就是先锋官，祖国建设我们走在最前边。
刘少奇笑笑，猛吸了一口烟，然后习惯地踱起步来：“地质勘探嘛——我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过去打游击，扛着枪，钻山洞，穿森林，长年在野外，吃饭、穿衣……都是很大困难。今天的地质勘探工作和这差不多，也要跋山涉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吃很多很多的苦……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呢？”
没有回音，只有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目光和沙沙作响的笔记声。
“过去，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吃苦，为的是打出一个新中国。今天，你们去吃苦，是为了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奇同志拍了拍坐在一边的老将军何长工，把声音提高了一倍，“打游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们知道这位老将军的腿是怎么跛的吗？就是打游击留下的残疾！现在轮到你们打游击去了，你们怕吗？怕苦吗？怕献出生命吗？”
“不怕！”同学们齐声回答。
“对，不要怕嘛！因为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先锋队！”
“哗——”那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场的年轻大学生们以这特殊方式回报领袖对自己的崇高褒奖与希望。
“过几天，同学们要奔赴四面八方，为祖国找宝，打游击去。我很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少奇同志的话使肃穆、庄严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伯，您给我们讲了三个小时，就是最好的礼物了！”有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
“不，礼物是一定要送的，否则有人会哭鼻子的！”少奇诙谐的话，引来一阵阵哈哈欢笑，“对，我把伏罗希洛夫同志给我的猎枪送给你们。当年我在打游击时很想得到一支枪，但没有。现在你们打游击了，应该有支枪。有枪就不怕危险了！”
“可以赶跑野外的老虎和狼嘛！”何长工的插话又让同学们捧腹大笑。
这是多么幸福与难忘的时刻。在我采访的那些当年在余秋里领导下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的老一代石油勘探队员中，他们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们的一个题词、一枝猎枪或一次握手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艰苦的石油事业。
余秋里在拿着上面两张英勇牺牲的年轻女队长的照片的同时，他还知道另外两名石油勘探地质队的男队员确实是带着猎枪出发上野外的，可他们没有回得来——那是115队的一个送水的骆驼队的驼员，年仅18岁。那天晚上暴风刮来，十余峰骆驼跑了，这位队员就带上猎枪顺着骆驼留下的新鲜脚印去追踪。可两天后队上的同志们仍没等到他回来。队长急了，发动全队人结群到处寻找，最后在距队部200多公里的山岭边发现了骆驼，而同时也在距骆驼群50来公里地方的一个黄色土堆前发现了这位小队员的尸体——那儿无水无草更无人，只有一望无际的荒漠。那小队员的胸前布满了他自己的指痕，那是他口渴、胸闷、难忍而用自己的手指抓留下的伤痕。队友们见此景，一拥而上抱住其尸体，个个号啕大哭……与115队相邻的另一个地质勘探队的一名男队员却因出去为同志们拉水而一去未归。队友们找遍了整个大盐滩，除找到点点遗物外连遗体都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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