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深处，无法架设电话线，当时除了用收发报机与外界联系之外，便是用无线电台联络。
“01，我是05！”
“05，我是01！”
“请回答！请回答！”
“请稍等！请稍等！”045
“01明白！01明白！”
“请复诵！请复诵！”
“复诵完毕！复诵完毕”
“复诵无误！复诵无误！”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在火热的帐篷里，我不断听见这样的呼叫声。
在库木库都克，我随公安人员一起，带着警犬，参加了搜索彭加木行动。”
在出发搜寻时，我们的打扮十分有趣：头戴白卡其遮阳帽或草帽，胸前交叉背着两个水壶，腰间吊着一袋干粮。尽管暑热逼人，却依旧必须穿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这里骄阳似火，不穿长袖上衣和长裤，皮肤很快就会被强烈的紫外线晒伤。
在广袤无际的沙漠里，连迎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天上没有一丝云霓。地上没有一寸树荫。在沙地上，每踏上一脚，都要溅起一股烟尘。我的头发里、耳朵里、衣袋里，全是细沙。
我们的搜索地区，当时主要是在疏勒河故道。因为彭加木出走前留下字条，说是往东去找水井。疏勒河故道南北都是沙漠，彭加木不可能到沙漠中去找水井。疏勒河干涸之后，故道之下仍有地下水。估计当时彭加木是沿着疏勒河故道找水井。我们寻找彭加木，理所当然沿着疏勒河故道寻找。
我进入疏勒河故道，看到白花花的盐碱。我弯腰拿起一块拳头大的盐碱，它就像从商店里买回的细盐一样洁白无瑕。我用舌尖舐了一下，又咸又苦。盐碱，正是缺水的象征。如果不是火炉般的赤日把河水、湖水烤干，哪来这大块大块的盐碱？
也正因为疏勒河故道之下有水，所以故道上长着一丛丛红柳。风沙吹打着红柳，在红柳四周形成一个个沙丘。
在搜索的时候，公安人员把一大把小红旗交给我。沿途，我不断插下小红旗。这是因为在沙漠之中行进，如果不随时随地做好标志，有时候就找不到归路。后来，小红旗用光了，就改为撒小饼干，作为“路标”。因为我们带着六条警犬，警犬闻着饼干的气味，也能找到回去的路。不过，由于那里天气太热，警犬也无法正常工作。
走着走着，口干难熬。我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没一会儿，就把一个水壶里的水全部“消灭”了。
一位老考察队员见了，笑着拍拍自己的水壶。
我摇摇他的水壶，沉甸甸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原来，他一口水也没喝过！他告诉我，在沙漠中，水就是生命。非到极渴的时候，不可轻易喝水。即使渴，也只能喝一两口，绝不允许咕嘟咕嘟喝个精光。
他是彭加木的战友。一个多月前，他们一起穿越了罗布泊，创造有史以来第一次纵跨罗布泊的奇迹。他一边走，一边告诉我：6月16日，当他们来到库木库都克的时候，差不多水尽油绝了。他们的水是装在汽油桶里的。汽车强烈地晃动着汽油桶，剩下来的一丁点儿水已成了酱油般的颜色了。他们不得不用电报向附近的驻军求援。解放军马上伸出支援的手，答应派直升机送水来。然而，彭加木心中却又感激，又不安。他担心用飞机运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从地图上查出附近可能有水的地点。为了节约国家的开支，他，迈开双脚，顶着烈日，到茫茫戈壁滩上找水去了。他，临走留下的字条上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从此，他消失在广袤无垠的沙海之中……
听了这位老考察队员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脑海中，时时浮现一个这样形象：他，年已花甲，白发爬上了双鬓，风霜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头戴遮阳白布帽，近视眼镜片上贴着照相底片（是他自制的“遮阳镜”），身穿蓝色劳动布衣裤，脚穿一双翻皮旧鞋。他，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正在沙漠中一步一步向前迈去……
从此，我很珍爱水。一路上，只有在口渴难熬时，才打开水壶，微微地呷上一小口，润一润干裂的嘴唇，润一润“着火”的喉咙。
在库木库都克，我一边参加搜索彭加木，一边进行着采访。
搜索在每天清早进行，那时候气温略微低一些，警犬能够恢复嗅觉。另外，清早通常不刮风，也有利于搜寻。
7月11日下午，我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冒着热浪，采访了中国科序学院新疆分院的阎鸿建。彭加木失踪前，他就在彭加木率领的科学考察队。他谈了关于彭加木失踪前的详细情况，而且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的科学考察队行进路线图。他还拿出他的工作笔记，让我摘抄有关记录。
7月12日上午，在库木库都克大本营的帐篷里，我采访了彭加木的老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此前，夏训诚参加中科院沙追寻漠考察团访问美国。在彭加木失踪时，他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在回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得知彭加木的消息，立即要求参加搜寻彭加木工作。他赶到库木库都克搜寻第一线。
夏训诚的回忆非常重要。此后他一直关注着搜寻彭加木的工作。2006年4月，在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时，年已七十有二的他赶往敦煌，对干尸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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