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头翻阅了几条，笑着向曹操问道：“孟德，你刚才是不是说反了？”
“王上……何意？”曹操讶然。
“你说你主张严肃法纪威慑百姓，彦方先生则主张宽松刑法，但我看了这几条，却恰恰相反啊！”我看了一眼纸上的条目，“比如这条……官吏贪污罪，彦方先生主张贪污过十万或十金即可弃市（死刑之一），你却主张罚金一倍，坐监三年即可，难道不是相反吗？”
曹操笑了笑，解释道：“操曾在旧汉朝廷，对官吏贪污受贿之事，早已见怪不怪，因而才认为坐监三年已经感觉够重了……”
“对官吏的约束……我同意彦方先生的意见，可以从重。”我朝王烈点头，“对百姓的治理，可以适当从轻。”这实际上基本就否定了曹操的主张。
但曹操也没有表现出失望的感情，或许他心里早有准备。
我又翻阅了几条，道：“这几条涉及家庭婚姻之律……应该再修一修。”
我所说的几条，都是在家庭中男女之间、长辈与小辈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当然知道在传统的社会中，清官难断家务事，官府很少直接干涉单个家庭里的关系。而且，在强势的家族中，家法族规可以完全无视国法，事实上，直到满清灭亡民国败落，甚至新一代天朝成立很久之后，有些家族依然存在与国法相悖的私法。
王烈的意见不出所料地和传统观念十分相近：“恕老臣直言，一家一族之法，往往未必与国法相合，大族家长，地方长吏未必能管，即使臣等修正律法，也很难得到执行。”
我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不过若是在律法中都不做出明确规定，那地方官即使能够执行，却连标准都没有了。而且……对于这些律法，对妇人的处罚不要太过严苛，比如这条……妇人不德，丈夫殴打教训之，只要不用兵器，即使打伤妇人就不算犯罪；还有这条……当爹的当爷爷的教训晚辈，如果不小心打死晚辈，只要不用凶器，就可以掏钱免罪，这都算什么鬼法律？而且……什么算兵器？擀面杖和炒菜的锅子算不算？这可是能打死人的。再比如像我这种人，连手指都不用抬就能杀人，难道就可以不管吗？”（引自张家山出土汉简）
“王上怎能以自身作例子……”王烈忙拱手道，“臣等考虑不周，故而迟迟未能定稿。”
“这些大多都是在两汉律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来，”曹操也道，“臣等之前基本都没有参与过修法之事，本无太多经验，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讨论而集思广益，望王上体谅。”
“修法之事，本就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之事，是我略有急躁了。”我想了想，朝他们简单道了个歉，“我虽然设了法院，但其实很少具体给诸位建议，今天就简单讲几条吧。”
“臣等恭听王上训示。”以王烈为首，厅中诸人都作洗耳恭听状。
我一边思考词语，一边缓缓说道：“修订法律，是国家的大事，尤其在我的新朝，国法应当是一国之本，上至君王大臣，下至男女百姓，都可管束，且一旦修成，便不应因施政者喜恶而随意更改，如此，国家才有威有信，政令也不至于反复。”
王烈和曹操一脸认真地聆听，荀彧和其他官职较低者则运笔如飞地做着记载——这场景为什么和前世单位开大会如此相似？
“不管是修订哪一种法律，首先要明确立法的目的和基本尺度，比如刚才所讲，约束官吏不妨严厉些，对百姓则不妨略微宽松；”我说道，“第二，法律中不要夹杂太多的圣人言论和伦理道德，法律，需要的是清楚明白的、可以具体操作的东西，比如刚才说的那条，什么叫凶器？这种无法明确的词语要尽量少的出现在条文里，否则会给地方官在判案中带来困难。”
“其三，是我个人的意见，可能与你们平生所学大相径庭，”我微微翘起嘴角，“在法律中，是否犯罪与受害人的身份不应该有任何关系。当爷爷的杀了孙子，当丈夫的杀了妻子，就是触犯了律法，和当孙子的弑杀爷爷，做小妾的杀了老爷，所承担的罪责应该没有差别。”
王烈的嘴唇不住翕动，看样子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事实上……不止王烈一人，连曹操和荀彧都是一副难以接受的表情。
曹操和荀彧都是新近加入的人物，但作为辅佐我开创新朝的老臣，王烈依然无法理解我的政治主张和变革观点。
我看着他灰白的须发，微微在心中叹了口气：毕竟……他只是王烈。
72 我犯死罪怎么办
我已经做好了舌战群儒的准备——我的这种观点，原本就很难容于等级观念森严的古代，甚至有可能被思想保守之人认为是乱国之政。
但出乎我的意料，王烈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向我抱拳拱手：“老臣素知王上有志变革，但愿今日之言……得以流传后世。”
“王上实有商鞅之风。”曹操叹道。
荀彧则没有抬头，依然运笔如飞地记载着东西。
“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也想再谈一句，”我又道，“所谓君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若想成为世代执政者均能遵守的规定，就不能寄希望于执政君王的自觉，而是要将其做成不得更改的铁律，并且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对君王进行监督与制约，这样才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一句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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