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反间计之类的手段除去施琅，当然是本小利大的好事。朱永兴没有把握，但觉得可以一试。四大臣辅政，特别是鳌拜当权时，极力扭转顺治朝的汉化趋势，再行重满轻汉的愚蠢做法，施琅虽然暂获提拔，在历史上却也是几番沉浮，甚至在京师闲置十几年。
之前模仿吴三桂的笔迹，搞出了一番混乱，现在朱永兴觉得还可以故伎重施。作为少数民族，清朝统治者对于汉人的心理情结是难以消除的。而这，恰恰是这个并不复杂的计策能够成功的基础。疑心，只要疑心，便得不到重用，这就差不多够了。
“殿下身份尊贵，万金之躯，这生活起居不可过于简陋，身边亲卫侍者亦是太少。”易成见朱永兴放下笔，瞅着是个空，忙旁敲侧击地说道：“如今奄有三省之地，又有海外之基，不比创业之初，适当排场，还是要讲究的。”
朱永兴愣了一下，认真一想，也就明白了易成的本意。移跸之事并未确定，他便没有带着家眷随行，身边不过寥寥几个侍女。正因为阿珠、龙儿不在身边，易成便想趁此机会塞几个汉家女，为以后作铺垫。说到底，还是阿珠、龙儿的异族身份让易成等人觉得是个障碍。其他的什么亲卫、排场，不过是个掩饰，并不是重点。
“以后再说吧！”朱永兴微微一笑，说道：“形势确有很大改观，但亦不可骄傲自满。初至一地，大事尚未完成，便搞什么排场之类的，殊不适宜。”
“只是这——”易成还要开口再劝，朱永兴已经摆手制止，岔开了话题。
……
整个抗清的形势确实大为改观，西南明军的崛起，给清廷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四大辅臣接掌朝政，一番清理改动之后，开始着力于军事。大举用兵便意味着钱粮的充裕，清廷不顾天下残破、民生艰难之现实，议派练饷；而被正式下旨废除的圈地之政，因为顺治死后，各势力的重新洗牌又有发生。
只要顶住，只要坚持。清廷便会把财政压力转嫁于民，苛政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奋起反抗。清廷的暴敛残民，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加重了统治地方的压力。为朱永兴所鄙夷。
在田地上加税。从贫苦农民嘴里抠食，既愚蠢又低效；得之不多。且难以持久。而沿海迁界，不仅抛荒了大量无法征税的土地，再加上对外贸易、盐课、渔课、商税等的损失。朱永兴不知道清廷是缺钱，还是在扔钱。丢了西瓜捡芝麻。似乎只要这个评价最贴切了。
而朱永兴领导的明政府采取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政策，对农民的赋税是一降再降，并不以此作为财政收入的重点。而商税、矿税、盐、茶等，整个份额却是逐年增加。从滇省开始，没有了官商勾结，也就没有了收税的障碍。至于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近乎是一张白纸的滇省。自然是不用太考虑的。
除此之外，再向上几次对外掠夺，海贸的兴盛，财政的组成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几千年来以农税为主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当然，随着土地基数的增加，总额还是有所增长。
其实呢，两种敛财方式从根本上来讲，一个是立足长远，一个是急功近利。但清廷显然不清楚，西南明军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大战，一年两年时间可以彻底解决的对手了。
对陈永华和冯锡范释放了或真或假的烟幕，并没有做出绝对的承诺，朱永兴便把目光集中到明军的东征行动上。毕竟要把广州作为政府所在地，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北面的屏障似乎不用太担心，江西绿营很弱，防守省地都力有未逮，哪有力量攻入广东？而东面，闽省清军的增援部队已经进抵梅州，战斗不可避免。
战斗虽然不可避免，但以目前的两军态势，明军取胜的把握很大。因为闽省清军有金、厦的郑军牵制，以及驻地远近的关系，只来了一万多，与梅州清军会合后，也不过一万六七千人。说到闽省清军，同样因为藩王的存在，军队有互不统属的弊端。耿逆藩兵主要在福州一带护卫藩府，福建总督驻漳州，除直属部队督标外，也能号令一定的兵马，再有水师、绿营，想要统一行动，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总得经过会商。
而增援广东的清军便是一支混合部队，有藩兵数千、督标若干，以及绿营。这支部队在得到广州被攻克的消息后，认为内外夹击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明军在短时间内连下重城，兵力应该很雄厚。所以，在梅州驻足不前，一面向闽省请求增兵，一面加强城防，准备在此扼守住入闽门户，阻挡明军的继续推进。
倚城固守，这是一个相当正常的思路和战术，但对明军来说，有火炮，有坑道爆破，攻坚已不是什么难题。清军窝于城内，正是聚而歼之的好机会。
梅州战役还未打响，前方的情报已经加急送来，这对朱永兴来说，是值得欣慰和放心的。梅州、潮州一下，则移跸之事便可进行，家眷亦能从昆明迁来。至于南下的满蒙八旗，明军的设想是夺取梅州后一面休整补充训练，一面囤积弹药物资，然后在梅州城下先以防御挫敌锐气，杀伤其有生力量，最后再伺机反攻。
当然，如果水师能够提前结束休整补充，便会实施牵制行动，将水江水师送入长江与十三家会合，并在江浙沿海实施登陆佯攻。至于效果，因为不好预测，所以把重点还是放在迎击满蒙八旗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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