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归心投效。文官也拥护朱永兴，从龙之功，拥立之功，谁不期待？等到朱永兴登基，讲武堂、书院出身的武将文臣岂不都成了天子门生？
也就是说，晋王李定国同不同意并没有多大关系，岷殿下只不过表示尊重之意。退一万步讲。晋王李定国真要武力相抗，别说庆阳王刘震、昌国公高文贵等将领不会同意，便是普通士兵，谁又肯为了那个远在缅甸的皇上丢弃光明的前程，而进行无谓的战斗。
再者，朱永兴也算是含蓄和厚道了。凭他现在的实力。便是直斥永历无德、无能，甚至无道，要取而代之，又能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多大的反对力量？
“大王。此种结果亦算是很好了。”高应雷苦笑了一下，说道：“岷藩即位，今上于缅人便如英宗在瓦刺人手中一样，既无法奇货可居，多半会礼送归国，以免激怒岷藩。如今半壁江山已光复，我军挟大胜之势，岂是缅人可敲诈，可抵挡的？大王就算不直言劝进，亦可委婉表示赞同之意。如此，岷藩即可安心即位，今上亦得安乐，大明得一中兴英主，军民百姓得一宽厚明君。为国，为民，大王一片赤心，又何必在意那些人言物议？”
“岷藩的才干和能力，吾是十分赞赏钦佩，且自愧不如的。”李定国脸色有些舒缓，苦笑着叹了口气，“按理说，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和实力，但——”沉吟了半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大势所趋啊，岷藩不是靠阴谋诡计，不是靠虚言诈取，他若能登大宝，确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罢了，早知有今日，却还矫情什么？便按你说的意思，给殿下回信吧！”
……
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
劝进与推辞，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
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原定三月初一祭拜孝陵，但朱永兴突然身体不适，将日期推迟至三月十五。时间向后延了，但各项准备工作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批官员自广州而来，一至南京，便着手清理帐目，分头接手各州县的管理。举凡库藏、各地存银、来往帐目、田土丁银收取凭单，尽数理顺分清。
虽然地方官员还有很多从缺，却因各地暂行军管，由各部队的宪兵维护治安。一些退役官兵很快会进入警备队，缺额则在乡勇义民中进行招募。各军队又派出小股人马，清剿溃兵，捕盗缉匪，地方很快便安定下来。
加上朱永兴免除数省漕粮示恩于民，大发土地票褒赏义民乡勇，又调拔粮食赈恤受到战争摧残的百姓。再有宣传机器造势，爱民仁厚之名立时在民间得到盛传。
老百姓是朴实的，要求也并不高，能吃饱肚皮。有衣服蔽身，能不受战乱之苦，在现阶段便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二月二十六，邸报上突然登载了缅甸送来的国书，以供奉永历等君臣为由，索取巨额钱财，并对明军在边境驻军感到不安，要明军退出三宣六慰之地，使这片区域成为非武装区，以示无不利缅甸之举动。
此是何时？明军刚刚光复了大江以南。兵威正盛。之前为保永历君臣安全，已解除缅甸的藩属国地位，并送其金银等物，形似朝贡；现在蛮夷得寸进尺，再度要胁敲诈。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朱永兴和朝廷诸官员并未作决定，光复区已是一片沸腾。军队将领纷纷上书，表达激愤之情，请命出征，讨伐贪得无厌的蛮夷；民间舆论亦被掀起，老百姓也认为缅人过于贪婪，浑不把皇明放在眼里。不过是因为皇上懦弱，逃到缅甸避难，竟会被当作人质，大肆勒索。岷殿下与朝廷之前已经是屈己受辱，如今缅人更是贪求无度，着实可恨。
“出兵讨伐。震慑蛮夷！”、“绝不答应，以失中国之威！”起初的呼声很简单，几乎都是针对缅甸。
但三月初一，风向突然一变，湄公、河仙总督宗守义率先上书。慷慨奏曰：“蛮夷得志，欲留大驾，势必轻中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殿下当倥偬之时，奉命留守，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逐鞑虏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
朱永兴将宗守义的上书留之不发，但新任湖广总督黎维祚又上书，与宗守义所述一样，恳请朱永兴效景帝登基，以绝蛮夷要胁之念。接着是两广总督陈洪范，滇黔总督那嵩，四川巡抚杨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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