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
第十三章 打压缙绅
明亡于清，原因很多。但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子一中秀才，便有两百亩免银田，投靠者趋之若鹜，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与士风有颇大关系，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礼抗官府，私下里却田连阡陌，华堂美宅，广蓄家奴……”
朱永兴一回到南京，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国家养士”制度的不满。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而大发雷霆。
“或给粮，或给银，独不予赋税之惠，以绝其损国肥私。”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宗室藩王亦是如此，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
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至于参合五民之业，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当然，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所以，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或投资商团，或投资其他领域，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每每安定之初，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尚能安居乐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大贵族、大富豪、大地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苦。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
所以。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士绅是，宗室藩王也是。
当然，朱永兴知道所谓的“均贫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越往后。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因为人人是不同的，体力、智力、勤懒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贫富差距不可消灭，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健全和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税收制度。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的迫切。
“启奏万岁，国家养士乃是祖制，骤行更改，恐不妥当。”正卿为郭之奇是群臣当中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当然思想也是守旧的。与除张煌言以外的新进官员都唯朱永兴马首是瞻大大不同。
“国家养士，朕当然不否定。只是方式略有变更，堵塞其中漏洞而已。”朱永兴还不敢一下子便来个人人平等。甚至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也须在北伐成功之后试行，所以说得委婉，“朕刚刚看过国战债券的发行情况，十分失望。江南乃士风最浓之地，认购额却不及湘鄂。难道这便是士人的爱国之情，难道他们可以坦然受朝廷之恩惠。却不思报效国家，亦是理所应当？”
“万岁。江南受鞑虏压榨荼毒，元气大伤。财富大损，尚需时日恢复。”张煌言上奏附和着郭之奇，身为士人，他虽觉得士绅有劣迹，但大体上还是好的，再者，朱永兴登基之初，也不好落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启奏万岁。”户部尚书易成上前反驳道：“张尚书之言有误，据户部统计，债券发行，江南以小额认购居多。也就是说，买者多为小户或平头百姓。难道说受压榨的只是士绅富豪，还是说百姓的生活比他们还好？”
“这便是朝廷要用民脂民膏养的士，要优渥对待的绅吗？”朱永兴不禁发出冷笑，“都说富而后知礼，知礼而后贵，朕看倒不见得啊！这书读得越多，怎么倒是越不爱国？我朝养士二百余年，仗节死义者令人崇敬，可现下江南所剩的怕皆是鞑虏之顺民吧？鞑虏压榨盘剥时，可曾有过反抗？怎么光复之后，既无尺寸之功，倒要朝廷优容施恩？连平头百姓的觉悟都不如，尚要争这争那，算不算寡廉鲜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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