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于前，归正于后，仍不失文坛宗主之位。“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其史学之深厚。
也就是说，这些硕儒名士都可能是朱永兴改革的助力，是他要占据舆论阵地的战士。这些人的影响和号召。比他这个皇帝所下的圣旨，在某些方面还要管用。
朴素唯物主义，咱懂啊！什么矛盾的两方面，什么量变到质变，什么世界是物质组成……
新的人才选择机制，咱也有想法啊！专才专考专用。后世公务员考试招聘改一改，也应该适合于现在吧？
“君主立宪”。咱比黄宗羲设想得还周到，还能举出英国的例子呢！
经济模式啊。农工商并举嘛，比黄梨州的“工商皆本”还要细致！积累莫返之害，咱懂，可以“开源”增加农民收入，在“节流”上可以采取减免赋税，精简官僚机构等措施；至于赋税征银的弊端，咱也有改变的计划：一是继续发展银行，杜绝奸商在兑银时的盘剥；二是设立民间公正机构，定价以征收实物。
教育呢，百年大计，当然更要大力投入。但依据现在的财政，以及战争未止的情况，还是要以普及村子教育为先。至于要继续学习深造者，便只能自己努力了。为了方便自学，国家可挤出资金兴建图书馆，也鼓励富人捐资，给图书馆命个名，在图书馆前立个塑像啥的，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史上留名吧？
而这些硕儒名士，这个年轻的皇帝给了他们极大的震惊，或者说是惊喜。天降圣人，对他们来说，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事情。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远系宗室、朱氏子孙，却让他们相信是太祖有灵，上天有眼，方出了这样一位中兴英主。
翰林院，大学士。这些对他们并不是无法抵御的诱惑，但国家将兴，鞑虏将灭，却是他们感到由衷喜悦和振奋的。
打压一批士人，推崇一批士人，此士人非彼士人。朱永兴就是要以此做出个榜样，什么样的学说是朝廷所喜欢的，什么样的士人、儒家，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
……
新皇登基已有数月，虽然在军事上并未取得令人振奋的战绩，但北伐的调子一直唱得很高。发行战争战债，发布禁粮酿酒令，补充新兵，采购物资……没有人怀疑北伐的行动，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虽然暂时处于蓄力状态，但内政外交却呈现出生机和效果。百姓生活在减赋减税的惠政下逐渐安定，大量收缴入册的无主田地、满清官田被分发给战争中出力或勤劳肯干的民众，鼓舞起来的积极性使得耕地数量大幅上升。
特别是外交，倭国在见识到明朝已然复兴，并在战争中占有一定优势后，给予了明朝商贸的特权，比荷兰人还要大。朝鲜虽然还未打出反清旗帜，但在实际上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济州岛暂借予明军养马组军，并尽其所能为明朝买马、提供粮草。
“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在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历史上，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满清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在很多中国人描绘的图景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的黄金时期，顶峰时期是在春秋战国，以后就是不断倒退。而到了满清所呈现的黑暗丑陋。则不过是这种倒退历史趋势延续的表现，而并非满清自己的责任。
这些中国人表面上没有对本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全盘否定，甚至有时候还以竭力倡导者的面目出现，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切断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看不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在历史长河不断进化的过程，把满清入关前的中国文化思想丑化成了不断退化走向腐朽没落，丧失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看似尊崇中国文化，实则丑化中国文化的观点。因为其所具有的迷惑性，带来的危害可能更为巨大。
而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或者是因为无知而没有充分认识满清统治对中国文化的歪曲阉割到什么地步。或者是有意识在为满清统治者开脱罪责！其本质仍旧是在让中国文化对满清统治背黑锅。
在满清统治之下，不仅仅是国人变得愚昧、贫困、麻木、僵化，很多外国人的中华梦也因此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
而且，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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