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帝之败，全由于兵不用命，与闵帝正同。契丹主之入援也，兵不过五万，而张敬达败后，兵亦五万，马万匹，铠仗俱全，则其力初不弱于契丹，何遂束手受围？《新史·死事传》云：契丹兵围敬达者，自晋安寨南，长百余里，阔五十里。敬达军中望之，但见穹庐连属如冈阜。四面互以毛索，挂铃为警，纵犬往来。敬达军中有夜出者，辄为契丹所得。由是闭壁不敢复出。夫以五万人散布于长百余里阔五十里之地，而云不可突围而出，有是理乎？观杨光远等轻杀之而降，则知敬达实不能令其众。心力不一，故不能决战也。不特此也，《通鉴》云：末帝闻契丹许敬瑭以仲秋赴援，屡督敬达急攻晋阳，不能下。每有营构，多直风雨。长围复为水潦所坏，竟不能合。则当契丹未至之先，敬达兵势，本已不振，不惟未能猛攻，并亦未能合围，暮气之深，可以想见。敬达死时，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则被围之后，力尚不弱，故卢文纪策其可以坚守。闵帝在怀州时，吏部侍郎龙敏献策，言驾前兵，尚万余人，马近五千匹，请选千人，与郎万金将，由介休路今山西介休县。夜冒敌骑，循山入大营。千骑之内，但得半济，寨即无虞。张敬达特不知援兵远近。若知大兵在团柏谷，虽铁障可冲踏，况敌骑乎？亦信其力之足用也。敬达之兵如此，益以赵德钧、范延光、潘环、符彦饶之众，岂不倍而不止？而竟不能内外合击，则其败也，岂在其寡弱也？不特此也，契丹孤军深入，后路堪虞。当明宗时，蔚州刺史张彦超沙陀人，尝为明宗养子。与石敬瑭有隙。闻敬瑭为总管，举城附于契丹。契丹以为大同节度使。然并不能有其地。太宗亲将入寇，彦超不过颇扰镇、魏而已。其时大同节度使为沙彦珣，持两端。契丹主还时，彦珣迎之，契丹主留之。而其节度判官吴峦不肯臣契丹，众推领州事拒守。契丹攻之，半岁不能下，卒因晋高祖诒书为请释之。代州刺史张朗、忻州刺史丁审琦，则当契丹入时，皆婴城自守。朗至晋安寨已降，契丹遣使谕之，犹斩其使。此等虽因兵力不足，未能邀截，究亦契丹之后患也。末帝之在怀州，龙敏又尝献策，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分兵援送入蕃，则契丹主有后顾之忧，不能久在汉地，然后选精锐击之。夫赞华之失其众久矣，似未足以恐动契丹，然使天雄、卢龙，果能发兵援送，则其势自不同。《通鉴》载赵德钧见述律后，述律后谓之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此非述律后所能言，盖华人丑德钧者附会之辞，《鉴》云：德钧见述律太后，悉以所赍宝货，并籍其田宅献之。太后问曰：“汝近者何为往太原？”德钧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从吾儿求为天子，何妄语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此明为汉人语。又云：又问“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钧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属谁？”曰：“属大后。”太后曰：“然则又何献焉？”此义亦非述律氏之所知也。述律氏乃一偏私狂悖之妇人，初无才智，史述其事，实多溢美。然事势自如此。则龙敏之计，初非迂阔，所争者，天雄、卢龙，肯否出兵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岂不信哉！此阻兵者之所以终穷，抑亦不戢者之所以自焚欤？
第二节 晋高祖时内外形势
末帝时，将士之纷纷离叛者，尚不止如上节所述也。应顺元年正月，安州节度使符彦超为部曲王希全所害，谋附于吴。副使李超率州兵讨诛之。清泰三年五月，石敬瑭既叛，雄义都指挥使安元信屯代州，说代州刺史张朗持两端，朗不听。时安重荣为振武西北巡检使，敬瑭使人诱之；安审信为先锋都指挥使，与敬瑭有旧；审信，金全弟。皆附敬瑭。元信闻之，亦率部曲奔太原。据《旧史·元信传》。《本纪》云：元信谋杀张朗，事泄，戍兵自溃，奔审信军，审信与之入太原。诏安审信及雄义兵士妻男并处斩，家产没官。五月，邺都屯驻捧圣都虞候张令昭谋应河东，逐节度使刘延皓。六月，汴州节度使范延光讨平之。斩令昭，诛其部下五指挥及忠锐、忠肃两指挥。七月，云州步军指挥使桑迁奏应州节度使尹晖即叛应末帝之尹晖也，参看下文。逐云州节度使沙彦珣，收其兵应河东。彦珣表迁谋叛应河东，引兵围子城。彦珣犯围走。明日，收兵入城击乱兵。迁败走，军城复安。是日，尹晖执迁送洛阳，斩之。是月，彰圣指挥使张万迪以部下五百骑叛入太原。诏诛其家属于怀州本营。十一月，时括马及义军延州节度使杨汉章，率步骑数千人，将赴军期。前坊州刺史刘景岩，延州人也，多财而喜侠。潜使人挠之曰：“契丹强盛，汝曹有去无归。”众惧，杀汉章，奉景岩为留后。朝廷不得已，因而授之。丹州刺史康承询奉诏率义军赴延州，义军乱，承询奔鄜州。十二月，同州小校门铎杀节度使杨汉宾，焚掠州城。东崩西应，几成燎原之势，自非徒恃兵力所能镇摄，况晋祖藉外力以入中原，益激人心之愤，而授之以口实邪？
末帝之败也，范延光率兵归辽州。延光女为末帝子重美妃，晋祖立，贺表又迟至，不自安。时董温祺与赵德钧俱没契丹。温祺贪暴，积赀巨万，及没，衙内都虞候秘琼，尽杀其家人而取其货，自称留后，以军乱闻。延光使潜结之，欲与为乱，琼不报。延光恨之。天福二年（937），朝以安重荣为成德节度使，除琼齐州防御使。琼不敢拒。之齐，过魏境，延光遣兵邀杀之，奏称捕盗兵误杀。朝以为反状明白。桑维翰乃赞高祖迁都。四月，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其后遂定都焉。是岁九月，延光平。十月，以汴州为东京，复为开封府，以东都为西京，西都为晋昌军节度。石晋之迁汴，与梁末帝不同。梁末帝徒以猜忌旧臣，乐居潜邸，石晋则以幽、蓟割弃，河北无复控扼之所，敌骑朝发，暮至邺都，迁居汴梁，庶此一路形势较重。晋高祖虽因急于救亡，饥不择食，贸然将燕、云割弃，然其后未尝不阴图补救，即桑维翰亦同此心，特势不易为耳，固不得以其初计之失，并其后意而抹杀之。然自重贵至于宋之徽宗，卒未能收漕运畅通、赴敌近便之利，而皆以浅露，坐遗人禽，则又可见形势一失，挽回非易，举措不可不慎也。是岁六月，延光有疾。衙校孙锐，素专军府之政，召澶州刺史冯晖，与共迫延光反。延光皇惑从之。晋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屯白马津，见第八章第四节。东都巡检使张从宾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侍卫诸军都指挥使杨光远屯滑州，护圣都指挥使杜重威屯卫州。旋以光远为魏府四面都部署，从宾副之。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西面都部署，屯相州。延光使说从宾，从宾亦反。入河阳，杀皇子节度使重信。又入洛阳，杀皇子权东都留守重乂。参看下节。引兵扼汜水关。白奉进在滑州，军士有夜掠者，获五人，其三隶奉进，其二隶节度使符彦饶，奉进皆斩之。彦饶怒。奉进自往谢，彦饶帐下杀之，彦饶不之止。奉国都指挥使侯益与杜重威讨张从宾，克之。从宾走渡河，溺死。杨光远趋滑州，闻滑乱，士卒欲拥为主，光远不肯。《旧传》：光远曰：“天子岂公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势穷所迫，今若为之，直反贼也。”然晋阳之降，可不谓之反乎？何其颜之厚也？驻滑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马万初惑乱欲从乱，右厢都指挥使卢顺密不可。乃共攻衙城，破之。执符彦饶送大梁，赐死于路。彦饶实非叛，第不忍一时之忿耳，且事出帐下，顺密遽攻而杀之，实不免要功犯上，晋祖顾从而赏之，亦迫于势也。乱势乃稍戢。冯晖、孙锐渡河，为杨光远所败，走还。延光知事不济，族孙锐请降。不许。冯晖，明年因出战来降。光远遂围魏州。期年不克。高祖复遣使入城谕之，许以不死。三年九月，延光乃降，以为天平节度使，赐铁券。十一月，入朝。以太子太师致仕。至五年七月而见杀。《新史·延光传》曰：延光致仕居京师，岁时宴见，高祖待之，与群臣无间，然心终不欲使在京师。岁余，使宣徽使刘处让载酒夜过延光，谓曰：“适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问晋魏博叛臣何在？恐晋不能制，当锁以来，免为中国后患。”延光闻之泣下，莫知所为。处让曰：“当且之洛阳，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杨光远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阳，可以往乎？”处让曰：“可也。”乃挈其孥归河阳。其辎重盈路。杨光远利其赀，果图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非北走胡，则南走吴越，请拘之洛阳。”高祖犹豫未决。光远兼镇河阳，其子承勋知州事，乃遣承勋以兵胁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赐我铁券，许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壮士驱之上马，行至浮桥，推堕水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闻。高祖以适会其意，不问。是时延光以匹夫居大梁，何能为？何必置之于洛，监察反觉不严？则谓高祖无意于杀延光，而光远所为，适会其意者，非也。盖高祖所为，实有惭德，不敢明目张胆以正其下，乃不得不阴谋诡计，貌为宽大，以平臣下之气。然身为大君，至不敢明正其臣之罪，而假北朝皇帝之名以行之，亦可羞矣。时杨光远以手握重兵，亦骄蹇。延光既平，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桑维翰画策：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而分魏博之众，建邺都为广晋府，唐于魏州置兴唐府，此时改为广晋。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延光死后，光远入朝，徙诸平卢。光远心怀怨望，遂为他日勾结契丹之根。此则高祖之教猱升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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