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之学，虽犹不绝，见第十七章第一节。然人之于此，实已无畏之之心，故通假、贩粥等事，纷纷而起焉。张说与张九龄叙为昭穆，此或爱其才，罗绍威厚币结罗隐，与通谱系昭穆，此盖慕其名，已非尊祖敬宗之义。其甚者，李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李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削除。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地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既执政，乃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王锷附太原王翃为从子，以婚阀自高，翃子弟亦借锷多得官。挟势利以相交，不得则流为怨毒，其弊遂有不可胜言者。然究犹皆士大夫也。又其甚者，薛怀义本姓冯，武后以其非士族，令改姓薛，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李揆见李辅国，执子弟之礼，谓之五父。宣宗宠信左军中尉马元贽，马植为宰相，遂与通昭穆。此岂特衣冠扫地？元载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则转为小人常态，不足怪矣！
第三节 人口
版籍之法，唐代为详。《旧书·职官志·户部》云：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通鉴》：开元十六年（728），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户籍在府、州、县属户曹、司户，见《新书·百官志》。每定户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州、县之籍，恒留五日，当作十五日。《食货志》云：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省籍留九日。籍必岁上。《新书·百官志》：职方，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食货志》云：天宝三年（744），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巡幸，省载运之费焉。可见是时为政者，于户籍必时加检阅也。定籍之意，实重赋役，而计生齿转居其次，故户必定其等第。定等之法，颇病烦苛。《食货志》：开元二十五年五月，敕定户口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住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人货财数。可见其概。职是故，人民恒思流移，而域民之法，遂不得不严。《职官志》：凡户之两贯者，先从边州为定，次从关内，次从军、府、州。若俱者，各从其先贯焉。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道者听其从便，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户部》。其法可谓颇密。《李抱玉传》：抱玉于代宗时上言：臣贯属涼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新书·李晟传》：以临洮未复，临洮郡，即洮州。晟，洮州临潭人。请附贯万年。诏可。徙贯至烦敕许，虽晟等大臣，事体与编氓有异，亦可见其法之严。《旧书·方技传》：崔善为，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乃止。则法之所许，亦有时而靳之矣。自狭乡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则并为法之所求。然《新书·李栖筠传》言：栖筠为浙西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脱徭科，请量产出赋，以杜奸谋，诏可，则奸民虽徙户殷之处，仍自有其规避赋役之方矣。规避赋役，不外宦、学、释、老及色役，而诈称客户者尤多。《旧书·杨炎传》：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户籍清厘，事甚不易。《苏瑰传》言：武后时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县旁州，更相廋蔽。瑰请罢十道使，专责州县，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阅正，尽一日止，使柅奸匿。岁一括实，检制租调，以免劳弊。可见州县造籍，久成虚文。《李逊传》：子方玄，为池州刺史。钩检户籍，所以差量徭赋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盖为此云。守令能如此者，盖百不得一矣。”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然《旧书·杨炎传》言：开元中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换易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与武后吋州县不阅实，而必别遣十道使者，其事正同。两税法之精意，亦不过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字而已。然《新书·食货志》，载贞元时陆贽上疏，言今徭赋轻重相百，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旧书·宣宗纪》：会昌六年（846），五月五日赦书：观察、刺史交代之时，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添至千户，即与超迁，如逃亡至七百户，罢后三年内不得任使。夫贵户口增加，则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散，所析者不胜重税而亡。则民之流犹如故也。职是故，着籍之民，与生齿之数，乃大相悬殊。《旧书·职官志》：四万户已上为上州，二万户已上为中州，不满为下州，六千户已上为上县，二千户已上为中县，一千户已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县令、录、佐官，请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县三千户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户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户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又《周太祖纪》：广顺三年十一月，诏重定天下县邑。除畿、赤外，其余三千户已上为望县，二千户已上为紧县，一千户已上为上县，五百户已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以吾侪耳目之所听睹，县有不满五百户，其上焉亦仅余六千者乎？《唐明宗纪》：长兴元年九月，阶州刺史王弘贽上言：一州主客，才及千户，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欲依旧额，立将利、福津二县，请置令佐。从之。括得之户，再倍于本，可见漏籍者之多。《王正言传》：孔谦谓郭崇韬：“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五代人户，见于史者，仅周显德六年（959），其数为二百三十万。详见下。若以六州生齿实数，与举国着籍之数较之，恐尚不啻及半而已。契丹之去相州，大肆屠戮，其后王继弘镇相州，于城中得髑髅十余万，见第十三章第四节。赵思绾之叛，入城时丁口仅十余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见《旧五代史》本传。此皆以一城言，岂有一州户止数万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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