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之世，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鸿胪少卿郭在徽尝请铸当五千、三千、一千大钱。朝廷以其指虚为实，无识妄言，左迁之。《通鉴》。盖鉴于第五琦之败，不敢轻试也？而晋高祖乃放民鼓铸，此则唐开元所不敢行者矣。《新史·本纪》：天福三年十一月壬戌，除铸钱令。《通鉴》：是月癸亥，敕听公私自铸铜钱。无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以天福元宝为文。仍令盐铁颁下模范。惟禁私作铜器。《注》引《五代会要》云：“时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令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铸样，颁下诸道。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或虑诸色人接便将铅铁铸造，杂乱铜钱，仍令所属依旧禁断。尚虑逐处铜数不多，宜令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私不取课利。其有生熟铜，仍许所在中卖入官。或任自铸钱行用，不得接便别铸铜器。”案铜钱搬运为难，不得不分于诸处铸，然型式宜于画一，此由盐铁颁下模范是也。不取课利，以奖开采，亦为善策。但放铸根本既非，此等枝叶，自不足论矣。《通鉴》又云：“癸亥，敕先许公私铸钱，虑铜难得，听轻重从便，但勿令缺漏。”《旧史·本纪》云：“十二月戊寅，诏宜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所便，酌量轻重铸造。”当即此事。其事在癸亥后旬有五日也。至此则藩篱尽撤矣。其势自不可久。故至明年七月丙辰，遂有“私钱多用铅锡，小弱缺薄，宜皆禁之，专令有司自铸”之敕也。《通鉴》。其时有志于改革者为周世宗。《新纪》：显德二年五月甲戌，大毁佛寺。九月，丙寅朔，颁铜禁。《旧纪》云：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赞》曰：“废天下诸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五年七月，又使市铜于高丽。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世宗英锐，使天假之年，铸钱之事，当可有所成就，然其督责之力，恐亦未必能强于隋文帝也。
偏方诸国，《旧五代史·食货志》云：“江南因唐旧制，饶州置永平监，池州永宁监，建州永丰监，并岁铸钱。杭州亦置保兴监铸钱。”唐旧制之存者，盖惟此而已。而闽、楚等国，则竞铸铁锡钱及大钱以图利，南唐终亦效尤焉。楚事已见上节。王曦铸大铁钱，事在晋天福七年（942）。文曰永隆通宝。永隆，曦年号。欧《史》云：“以一当十。”此指铜钱言之，而《通鉴》云：“一当铅钱百。”则闽铜钱一当铅钱十也。开运三年（946），唐攻福州，吴越钱弘佐救之。募兵，久无应者。弘佐命纠之，曰：“纠而为兵者，粮赐减半。”明日，应募者乃云集。弘佐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其弟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通鉴》。弘亿所言，颇为中理。马殷铸铅铁钱，史云商旅出境无所用，皆易他货而去，庸能以境内所余易天下百货，而弘亿谓铁钱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者？情势因时地而不同，贸易通塞，致之者非一端，不害其言之皆是也。南唐李璟行大钱与铁钱，事在周显德六年七月。《通鉴》云：“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礼部侍郎钟谟请铸大钱，一当五十。中书舍人韩熙载请铸铁钱。唐主始皆不从。谟陈请不已，乃从之。是月，始铸当十大钱。文曰永通泉货。又铸当二钱，文曰唐国通宝。与开元钱并行。”十月，谟流饶州。未几杀之，永通钱遽废，则其行之才三月耳。而铁钱遂行。欧《史·世家》云：“民间多藏匿旧钱。旧钱益少。商贾多以十铁钱易一铜钱出境，官不可禁。李煜因下令以一当十。”顺其势之自然，较诸以法令之力，强维其名价者，犹为贤也。
钱荒既甚，除陌之弊斯起。《旧书·食货志》载天宝九载二月敕云：“除陌钱每贯二十文。”此盖当时民间习俗？中叶后钱荒日甚，其数遂随之而增。《志》又云：“元和四年闰三月，京城时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等。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陌内欠钱，法当禁断。虑因捉搦，或亦生奸，使人易从，切于不扰。自今已后，有因交关用欠陌钱者，宜但令本行头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如有容隐，兼许卖物领钱人纠告。其行头、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县所由只承人等，并不须干扰。若非买卖，自将钱于街衢行者，一切勿问。”所谓陌内欠钱，即短陌之异名耳。《志》又载十四年六月敕：“应属诸军、诸使，更有犯时用钱每贯除二十文，足陌内欠钱，及有铅锡钱者，宜令京兆府枷项收禁，牒报本军、本使，府司差人就军及看决二十。如情状难容，复有违拒者，仍令府司闻奏。”《新志》云：“民间垫陌，有至七十者。铅锡钱益多。吏捕犯者，多属诸军、诸使。呼集市人强夺，殴伤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请犯者本军、本使莅决。帝不能用。诏送本军、本使，而京兆府遗人莅决。”捉搦既虑生奸，而诸军、诸使，又恃势横行，则其法不得不废。《旧志》又载长庆元年九月敕：“如闻比来用钱，所在除陌不一。与其禁人之必犯，未若从俗之所宜。交易往来，务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内欠少。”遂卒折而从之矣。《新志》云：“昭宗末年，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案短陌本不中理，然《新志》言李泌为相时，中外给用，每贯垫二十，号户部除陌钱，以给京官岁费，则官且自为之，后遂迁流愈甚。《新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十二月，国子监奏“创造文宣王庙，仍请率在朝及天下现任官寮俸钱，每贯每月克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此袭唐昭宗时京师用钱之例。《食货志》：唐同光二年（924），度支奏“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则沿其时河南府之俗也。《王章传》：授三司使。旧制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者如旧，官给者以七十七为陌。遂为常式，则更明肆攘夺矣。然其弊遂沿至宋代云。《容斋随笔》云：“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陌。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至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977），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陌。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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