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刑出于定法之外者，亦时有之。隋炀帝尝行辍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啖其肉。《隋书·刑法志》。《炀帝纪》：大业九年十二月，车裂杨玄感弟积善及党与十余人，仍焚而扬之。《传》云：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本纪》：十年十一月，支解斛斯政于金光门外。《食货志》云：“磔而射杀之。”《传》云：将出金光门，缚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食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本纪》：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谏，先解其颐，乃斩之，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又多坑杀人民。《隋书·五行志》：“周大象二年（580），尉迥败于相州，坑其党与数万人于游豫园。大业八年（612），杨玄感作乱于东都，尚书樊子盖坑其党与于长夏门外，前后数万。”《食货志》云：玄感平，帝谓侍臣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为贼。不尽诛，后无以示劝。”乃令裴蕴穷其党与，诏郡县坑杀之。死者不可胜数，所在惊骇。则子盖所为，亦未必非阴承帝命矣。唐世亦多非刑。唐世非刑，多见两《书》：《刑法志》及《酷吏传》。杨慎矜之狱，卢铉于太府少卿张瑄，亦以酷刑讯之，见《旧书·慎矜传》。又《杨恭仁传》：弟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嘉公主淫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擒。具五刑而杀之。此似出于猜忌。然亦何必用此非刑邪？甚有残及尸骸者。《旧书·玄宗纪》：先天二年八月，制曰：“凡有刑人，国家常法。掩骼埋胔，王者用心。自今已后，辄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然上元中，中官马上言受赂为人求官，笞死，以其肉令从官食之，见《良吏·吕传》，则躬自蹈之矣。而族诛之法尤惨。《旧书·刑法志》：旧条疏：兄弟分后，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录囚徒，悯之。谓侍臣曰：“用刑当审事理之轻重。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详议。于是房玄龄等议，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兄弟免死配流。从之。然《陔余丛考》谓李锜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乂：“一房自大功乎？”乂曰：“大功锜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自期可乎？”曰：“期者，锜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锜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尚无定制也。案族诛之刑，隋、唐世恒用之，且不必反逆。隋炀帝杀李浑、李敏，并族灭其家，见《隋书·本纪》大业十一年（615）。唐于阎知微亦行之，见《旧书·则天纪》圣历元年（698）。五代之世，更不足论，周世宗时，翰林医官马道元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戡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容斋随笔》记此事，讥世宗用刑之酷，谓薛《史》著之，欧《史》不载。《注》云：见《窦仪传》。今薛《史》无《窦仪传》，而其事见于《世宗纪》之显德五年（958），盖《纪》《传》复载之也，此与孔循之以麹法而族杀一家者何如哉？中叶后，藩镇专横，极之五代，则更不足论矣。《廿二史札记》五代滥刑一条，可以参看。其用非刑者：如李罕之归李克用，留子顷为质：罕之送款于梁，克用将杀之，庄宗密与骏骑，使逃出境，而其子彦弼下蚕室，此拓跋氏所为也。克用又尝车裂李存孝。张文礼子处瑾之败，赵人请文礼妻子而醢之。刘守光欲称帝，孙鹤谏，守光亦窒其口而醢之。薛《史·刑法志》：晋开运三年十一月，左拾遗窦俨上疏，云“大辟之目，不出两端，淫刑所兴，近闻数等。或以长钉贯人手足，或以短刀脔割人肌肤，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人道或几乎息矣。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文帝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张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文帝轻之。释之曰：“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二说皆足乱政。何者？如周之说，天子可率意作法，如释之之说，又可率意坏法也。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明法非天子所制，虽天子亦不能不守也。其庶几乎？徒设此义，不能行也。《隋书·刑法志》言：高祖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此坏法之大者。唐太宗尝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新书·刑法志》。以此沽名，令人作欧。《新书·玄宗纪》：开元十六年正月，许徒以下囚保任营农。三月，辛丑，“免营农囚罪”。此与太宗所为，绝不相同。《唐临传》：出为万泉丞，有轻囚久系。方春农事兴，临说令：可且出囚，使就畎亩。不许。临曰：有所疑，丞执其罪。令移疾。临悉纵归。与之约。囚如期还。此必亦有监视保任等法，不虑其逃。令长有才德者，或多能行之，玄宗特普行之耳。太宗所释皆死罪囚，且天子所纵，乡里、所由，孰敢轻视？其相司察，恐亦与在狱无殊耳。然尝一怒而斩卢祖尚于朝堂，见第三章第一节。又何说乎？后此用法，以肃宗为最严。两京之平，衣冠被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肃宗置三司使鞫之。吕、崔器，皆希旨深刻，竟杀三十九人。史谓叛众之意，自此而坚，此或出于怨望者之造作。详见《旧书·法志》。《志》云：“先是安庆绪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岩等皆送款请命。至是，惧不自安，各率其党叛。后萧华拔魏州归国，尝语于朝云：初河北官闻国家宣诏放陈希烈等，胁从官一切不问，各令复位，悔归国之晚。及后闻希烈等死，皆相贺得计。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有是理乎？然又云：“代宗宝应元年（762），回纥与史朝义战胜，擒其将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妇人虽为贼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贼逼略，恻然闵之。令万年县于胜业佛寺安置，给粮料。若有亲属认者任还之。如无亲族者，任其所适，仍给粮递过。于是人情莫不感戴欣悦。”不罪见逼略之妇女，情理当然，而犹以为宽典，可见当时用刑之酷。《新书·藩镇传》：田悦使说王武俊，谓唐杀梁崇义“诛其口三百余，血丹汉江”，其酷亦不减于肃、代矣，朱玟之立襄王，朝臣受伪署者众，法司请行极法，杜让能固争之，乃获十全七八，见《旧书·让能传》。唐法之酷，固始终如一也。《李勉传》：“肃宗时，关东献俘百余，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过问之。对曰：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哀之。乃上言曰：元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此事在克西京前，故肃宗尚有招徕之意。然此并非食禄于朝而变节者也，何以初令并斩乎？足见肃宗天资之刻薄。然又载史思明之言曰：“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旧书·思明传》。则不能谓其无理矣。君荒淫以召乱，难至而弃其臣，已又责其为己死，不亦厚颜乎？君臣之义，须演进至立君所以为民，君臣职位虽殊，意在为民则一，乃能渐合于义。原其朔，则君豢臣以自卫，臣则因受禄于君，为之效死而已。后来虽经演变，此意终未脱尽，此实君臣之伦所由敝。然即以初义论，君固亦有应尽之责也。如玄宗者，可有责于其臣乎？此皆用法之偏。其任意为科条者，亦不可胜数。偶语军中者死。《新书·循吏·卢弘宣传》：徙义武节度使。河朔故法，偶语军中则死，弘宜使除之。和奸者男女并处极法。晋天福中，敕凡和奸者男子、妇人，并处极法。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始诏准律科断。见薛《史·刑法志》。为“盗贼”者，迫于饥寒，不得已而出此者也，不胜则务立酷法以处之。隋文帝尝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见《隋书·本纪》开皇十五年（595）。又尝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炀帝敕“天下窃盗，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见《刑法志》。《新书·刑法志》曰：“武宗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法，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臧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薛《史·刑法志》：“周太祖广顺二年二月，中书、门下奏：准元年正月五日赦书：今后应犯窃盗臧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已前条例施行。请再下明敕，颁示天下。乃下诏：犯窃盗者，计臧绢满三匹已上者，并集众决杀，不满三匹者，等第决断。”《通鉴》记此事于广顺元年（951），云：“唐衰多盗，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窃盗臧三匹者死。晋天福中，加至五匹。汉法，窃盗一钱已上皆死。”则武宗之法旋复，而周太祖之宽政，尚酷于天福时也。亦可哀矣。前世弊法，往往随意改复。且如唐太宗，已知恶言不可云叛，然《新书·裴遵庆传》，言其“调大理丞，边将萧克济，督役苛暴，役者有丑言，有司以大逆论。遵庆曰：财不足聚人，力不足加众，焉能反？由是全救数十族”。则为恶言者之族诛，仍未改也。要之一切，无复情理，率意妄行而已。尚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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