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所谓百戏，即古之角抵。隋炀帝之所为，已见第二章第五节。唐时谓之散乐。《旧书·音乐志》云：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新纪》：显庆元年正月，禁胡人为幻戏者，不知即此事否？《旧志》又云：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锯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此其惊俗亦甚矣，而睿宗受其献，则不令入中国之敕，恐亦未必能行也。况据《志》所述，幻尚有前世之遗，国人自能为之，不待外来也。《新书·李晟传》：子宪，为绛州刺史。绛有幻者，訹民以乱，宪执诛之，足见其流行仍广矣。百戏之劳民伤财尤甚，以其聚人多也。唐时，上下所好者，莫如泼寒胡。此戏本出康国。《旧书·康国传》曰：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旧书·张说传》：说以玄宗初相，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此戏乃绝。中宗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事在神龙元年十一月；玄宗禁泼寒胡戏，事在开元元年十二月；又睿宗亦尝作之，事在景云元年十二月；皆见《新书·本纪》。睿宗时韩朝宗有谏辞，见其父《思复传》。疏辞谓“裸体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此何足以为乐？盖亦有他戏与之并行也。
《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一国之人皆若狂，亦非孔子之所恶。然其为独乐乐抑与众乐乐，则大有辨矣。《旧书·诸葛爽传》，言其役属县为伍伯，为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讴自给。《新书·杜洪传》云：“为里俳儿。”《崔融传》言：庞勋自浙西趋淮南，所过先遣俳儿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俳儿也，里讴也，皆民众中之艺士，执其技以娱人，以慰其劳苦，宣其湮郁，不可一日无者也。《旧书·高宗纪》：龙朔元年五月，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新书·玄宗纪》：开元二年八月，“禁女乐”，盖亦其类？则其数亦不少，故妇人亦得以为食。此等皆有益于民，未闻有患之者也。然一入于都邑之中，则不可问矣。《隋书·柳彧传》：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此与乡村景物，所谓“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者，宁复可同日语邪？尤可恶者，有竭资破产之家，即有因以为利之士。《新书·宋务光传》：中宗时，有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陈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旧书·严挺之传》：睿宗御楼观酺，挺之上疏谏曰：“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适欲同其欢，而乃遗其患。”夫至于为课税以督敛贫弱，则其为害，又岂仅乐之不衷哉？然岂乐之罪邪？
第六节 自然科学
周时甄鸾造天和历，马显等又上景寅元历。皆未行，已见《两晋南北朝史》。隋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使与仪同刘晖等议造新历。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开皇四年二月，撰成奏上。诏颁天下，依法施用。《本纪》：颁新历在正月，《通鉴》从《本纪》。刘孝孙北齐时知历事，见《两晋南北朝史》。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于时新历初颁，宾有宠于高祖，刘晖附会之，被升为太史令。二人协议，共短孝孙，焯又妄相扶证。孝孙、焯等竟以他事斥罢。后宾死，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后为刘晖所诘，事寝不行。仍留孝孙直太史。累年不调，寓宿观台。乃抱其书，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以奏之。高祖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与宾历比较短长。先是信都人张胄玄，以算术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惟一晦三朔，依克而食，尚不得其时，又不知所起，他皆无验。胄玄所克，前后妙衷。时起分数，合如符契。孝孙所克，验亦过半。于是高祖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因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高祖不怿，又罢之。俄而孝孙卒。杨素、牛弘等伤惜之。又荐胄玄。上召见之。胄玄因言日长景短之事。《隋书·袁充传》：充奏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开皇已来，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机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高祖大悦，赏赐甚厚，令与参定新术。刘焯闻胄玄进用，又增损孝孙历法，更名七曜新术以奏之。与胄玄之法，颇相乖爽。袁充与胄玄害之。焯又罢。至十七年，胄玄历成，奏之。上付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晖与国子助教王颇等执旧历术，迭相驳难。高祖惑焉，逾时不决。会通事舍人颜敏楚上书云：汉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诏：晖等四人元造诈者并除名。领太史令庾季才等六人容隐奸慝，俱解见任。胄玄所造历法，付有司施行。《本纪》事在四月。擢拜胄玄为员外郎散骑侍郎，领太史令。胄玄进袁充，互相引重。开皇二十年（600），充奏日长影短。高祖因以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详，著日长之候。太子征天下历算之士，咸集于东宫。刘焯以太子新立，复增修其书，名曰皇极历，驳正胄玄之法。太子颇嘉之。未获考验，焯为太学博士，负其精博，志解胄玄之印，官不满意，又称疾罢归。仁寿四年（604），焯言胄玄之误于太子。大业元年（605），著作郎王劭、诸葛颍因入侍宴，言焯善历。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书，与胄玄参校。互相驳难，是非不决。焯又罢归。四年（608），驾幸汾阳宫。太史奏日食无效。帝召焯，欲行其历。袁充方幸于帝，左右胄玄，共排焯历，又会焯死，历竟不行。以上据《隋书·律历志》及《张胄玄传》。唐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太史令庾俭、丞傅奕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诏司历起二年用之。《旧纪》事在元年十月。高宗时，戊寅历疏。李淳风作甲子元历以献。诏太史起麟德二年（665）颁用，谓之麟德历。《旧纪》颁历在麟德二年五月。与太史瞿昙罗所上经纬历参行。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载初，用周正。神功二年（698），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将用之。三年（700），罢作光宅历，复行夏时。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宫说奏麟德历浸疏。诏说更治乙巳元历。景龙中，历成。诏令施用。睿宗即位，罢之。开元九年（721），麟德历署日食比不效。诏僧一行作新历。推大衍数，立术以应之。十五年（727），历成。而一行卒。诏张说与历官陈玄景等次为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起十七年（729），颁于有司。《旧纪》颁历在十六年八月。肃宗时，山人韩颖上言大衍历或误。帝疑之。以颖为太子宫门郎，直司天台，损益其术。更名至德历。起乾元元年（758）用之，讫上元二年（675）。宝应元年六月望，戊夜月食三之一，官历加时在日出后，有交不署食。代宗以至德历不与天会，诏司天台官属郭献之等复用麟德元纪，更立岁差增损迟疾交会及五星差数，以写大衍旧术。帝为制序，题曰五纪历。德宗时，五纪历气朔加时稍后天。推测星度，与大衍历差率颇异。诏司天徐承嗣与夏官正杨景风等杂麟德、大衍之旨治新历。诏起五年四月行新历。会朱泚之乱，改元兴元，自是颁用，讫元和元年（806）。宪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历，名曰观象，起元和二年（807）用之。《旧纪》：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历成，诏题名为元和观象历。穆宗立，诏日官改撰历术，名曰宣明。昭宗时，数亦渐差，诏太子少詹事边罔改治新历。景福元年（892），历成，赐名崇玄。以上兼用新旧《书·历志》。石晋天福三年（938），司天监马重绩合宣明、崇玄二历，创为新法，下诏颁行，号调玄历。数岁辄差，遂不用。薛《史·重绩传》：据《本纪》，颁行在天福四年八月。周世宗诏王朴撰定，是为钦天历。事见欧《史·朴传》。于显德三年八月，付司天监行用。薛《史·本纪》。此隋、唐、五代改历之大略也。刘焯历虽未行，《隋志》谓“术士咸称其妙，故录其术”。傅仁均之历，《新志》谓其“祖述张胄玄，稍以刘孝孙参之，其大最疏于李淳风，然更相出入”。《志》又云：自太初至麟德，历二十有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后世虽有改作，皆依放而已。又云：大衍历之颁，善算瞿昙撰者，怨不得与改历事。开元二十一年（733），与玄景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太子右司御率南宫说亦非之。诏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执圭校灵台《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才三四，九执一二焉。乃罪说等而是否决。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718），诏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之。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辨也。陈玄景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案《志》论九执历之语，似甚隔膜。恐当时中国畴人，于此历实未深晓。谓一行写之未尽，或非妄言。然一行在隋、唐、五代之世，为一深通历法之人，则必不诬也。李淳风造浑仪，后失所在，一行重造之，已见第十九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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