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列宁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布哈林感觉不对劲，他去找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个人一向野心不小，有了总书记这个职务，恐怕会在党内掀起狂风巨浪。”
托洛茨基对布哈林的话，表现出一种麻木，他回答布哈林说：“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斯大林，这也没什么。”
布哈林还是不放心，道：“斯大林这个人，野心不小，我们不得不防。他一旦成为列宁处理党务的助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恐怕他会从中挑拨离间我们和列宁之间的革命感情。”
托洛茨基摇摇头，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
不久，因为列宁的旧病复发，不能亲政，使苏维埃权力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便开始了夺权的第三步：将苏维埃权力的行使，由政府的轨道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轨道转变。这种转变是艰难的、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斯大林早就不满足于“总书记”的事务性工作，也不想仅仅屈尊于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之列。斯大林，就是要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而此时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不管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没有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权力欲与逻辑思维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捭阖手腕。
为了扳倒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采取了第四步：那就是要把和列宁在一起夺得了革命成功的那一代人，说成是“与列宁持不同意见的人”、“反对列宁的人”，这是一个把真正的革命者打入另册的过程，而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打入”不仅仅是声誉上的损坏、形象上的泼污，而且是*上的惩治和消灭。
斯大林不是什么天才，在党内高层，论功绩他不如托洛茨基，比理论不及布哈林，谈资历没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比肩，社会活动能力远不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连说俄语带有浓浓格鲁吉亚口音的斯大林不善于言辞，偶尔还有点口吃，但斯大林有一大优势，他最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制度。斯大林不善写作，也不善演讲，工作成绩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认为他没什么政治资本，性格简单，容易被操纵，结果却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别人成了他的棋子。
列宁想要集权，这成全了斯大林的野心。列宁一直嫌中央委员会议事太麻烦，无法全面贯彻自己的意志，认为权力还需进一步高度集中，提升决策效率。斯大林便积极行动，原本作为党的实质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委员会，也逐渐被这三个中央机关，尤其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架空，权力不断萎缩。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挑选成为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斯大林三个心腹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成为了书记处书记。这“三驾斯氏马车”工作的一年中，中央书记处权力和规模继续疯狂膨胀。不久之后，财务、组织、人事、宣传、出版、教育、情报、检查、群运……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书处各部门。斯大林很快在党内如鱼得水，列宁对于斯大林做的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宁当然会有所觉察。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搞得党内的关系紧张，但暗地里，列宁还是想在自己去世前换掉已经尾大不掉的斯大林。
不久，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还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不久，列宁还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斯大林因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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