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周边非基地村的村镇就会遭到兵灾，为什么我们复兴会的基地村，就没有遭到兵灾。”
“我认为，只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能找到到解决溃兵溃匪和周边村镇的百姓之间的矛盾的办法了。”
你还真别说，别说是参加会议的复兴会会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王书辉本人，都没从这个方面想过。
王书辉想的是，利用溃兵溃匪的作乱，推动复兴会势力的发展。他首先想的是发展复兴会的势力，之后才想到了利用溃兵溃匪这个办法。也就是说，王书辉认为，扩张复兴会的势力是目的，解决溃兵溃匪是手段。
而顾国樟和想法正好和他倒过来。顾国樟想的是，要利用建立基地村的办法，解决溃兵溃匪。也就是说，解决溃兵溃匪是目的，建立基地村是手段。
王书辉想明白了这个问题，才突然间恍然大悟。归根结底，自己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没有把这个时代的人当成是自己人。自己是怀着一种功利性的想法在做事情。而顾国樟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时代的人，他是从自身出发，怀着一种复兴会的理想在做事情。
想到这一点，王书辉不仅感到有些惭愧。跟顾国樟比起来，倒是顾国樟更是一个合格的复兴会员。
这边王书辉想着心事，那边扩大会议倒是开始按照正规的会议秩序继续开展着。
顾国樟的发言结束后，大家先是考虑了一会儿之后才发现，果然，只有扩大复兴会的势力范围，建立更多的基地村，才能彻底的解决溃兵溃匪作乱的问题。
涉及到具体的做法，大家变得更加谨慎了。发起言来，也开始按照自己部门的职责，进行靠谱的发言了。
王书辉很快就摆脱了自己的情绪，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宣布自己的方案。
解决这次溃兵溃匪作乱按照“三步走”进行。
第一步，以连为单位，进驻各遭受兵灾的村镇。遭遇溃兵溃匪的，就剿杀溃兵溃匪。没有溃兵溃匪的，就平息当地动乱，帮助村民恢复生产。
第二步，以部队为威慑力，派出工作组，对各遭受兵灾的村镇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各村的地主大户，给各村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配土地。
第三步，以保卫土地，防范溃兵溃匪为号召，在各基地村开展建立民兵队的工作。
总的原则就是：不急不缓，按部就班。以救灾、恢复生产、土改和建立民兵队为主要工作。以驱赶和剿灭溃兵溃匪为次要工作。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进行基地村建设，一点一点的压缩溃兵溃匪的活动范围。最终彻底解决这个溃兵溃匪作乱的问题。
王书辉从四个委员会抽调相应的工作人员，组成领导小组，并任命顾国樟为领导小组主任、主持人。他自己则回到军队，去参加复兴军第一营的经验总结工作。
第一二五章、应该的平静和不应该的平静 5
《论语·为政》里记载了孔夫子对弟子的一句话，他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孔老夫子在告诫自己最为莽撞刚烈的弟子子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王书辉一直认为孔夫子是个言行不一的人，就是因为这句话。
孔夫子的这句话，如果单从这话本身要表达的意思上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王书辉还觉得这句话体现出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孔夫子本人却没有在行动上做到实事求是。
孔夫子本人在做学问和做人方面，强调的是“述而不作”的态度。所谓“述而不作”是什么意思呢。这话一样出自《论语》，出自《论语》的《述而》。原话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这句话表达了孔子非常保守复古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对于古代人的思想，只能进行解释和传承，要相信和坚持古人的思想。对于他自己所持的这种固化的、不进步的态度，孔子还相当的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和殷商时代的教育大家“老彭”是一样的。
孔夫子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弟子要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却不肯承认世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坚持一种顽固保守的思想。先不说孔子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分”。关键是要说，孔夫子宣扬的这种“述而不作”的思想，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坚持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孔子自己强调“述而不作”，但是，在现实中，孔子在修撰《春秋》的时候，却采取了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对史书直接进行删减整改的做法。以至于在历史上留下了使用材料挑选的手段表明作者立场的“春秋笔法”的典故。
孔夫子让弟子实事求是，自己却不承认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在做学问上，在工作上，强调要“述而不作”，在实际行动中却玩弄文字，暗含褒贬，打破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
作为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王书辉认为：孔夫子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了一种双重“精分”的特点来。
作为儒教的创始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夫子自己都这么“精分”，那么可以想见，被董仲舒、朱熹等后世的超级“精分”的儒教信徒，进一步使用“春秋笔法”的手段，秉承着所谓的“述而不作”的原则，不断的进行删减、整改和解释后的儒教思想，会有多么的“精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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