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怎么说“姜就是老的辣”呢。像顾秉钧这样的老家伙，脑子转的就是快。
刚开始顾秉谦看到魏忠贤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知道魏忠贤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兵变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自己还就真的没有这两下子。对于一个在官场中能够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来说，顾秉谦对待自己的态度是相当实事求是的。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他心里清楚的很。
不过呢，顾秉谦立即就想到，对于这样的问题，自己这个书生是没有解决能力的。那么，同样是书生出身的东林党，不也照样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能力么。自己不能解决问题，会失去魏忠贤的信任。但是，要是东林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不就是攻讦他们的一个好借口，收拾他们的一个好借口么。
所以，顾秉谦立即就向魏忠贤出了让东林党出身的地方大员负责平叛。赢了呢，就把其明升暗降，弄到南京去养老。输了呢，就可以顺水推舟，夺其官职，打击东林党的地方势力。
魏忠贤在沧州城里当无赖的时候就知道，这读书人心眼儿都怀着呢。别看这帮人一个个满口的道德文章，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一肚子的坏水。像这种一石二鸟的坑人手段，魏忠贤自己就想不出来。这也是魏忠贤为什么热衷于招纳文官的原因。
全面的掌握了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的魏忠贤真的是雷厉风行。事情一旦决定下来，一道旨意就从司礼监发到了内阁。而内阁使用八百里加急，马上就将这道旨意送到了河南省开封府的河南巡抚衙门。
剿灭武昌兵变这个重要任务，就落到了东林党人，河南巡抚程绍的头上。
程绍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624年上任河南巡抚的。不管投降了满清的汉奸文人怎么努力的在他们编纂的《明史》里给程绍涂脂抹粉。事实是，这个现在的河南巡抚，东林党人程绍。实际上没有一天的主持地方，当正印官(一把手)管理过一地的地方民政的经验。
从程绍的履历上看，他是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588年考取举人的。第二年他就中了进士。
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职务是河南汝宁府推官。所谓推官，就是知府的佐贰官，也就是主管一府之地的各种案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管一个地级市的公检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这样的角色。
史料上说他有“神鬼破胆”的美誉。但是，因为撰写《明史》的汉奸文人的立场很可疑，而且没有任何的具体事例能够佐证。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疑充满水分的。
在地级市汝宁府干了几年政法委书记之后，程绍就被调到中央去了。他先当上了户科给事中，之后又当上了吏部左给事中。
地级市的干部，从地方调到中央，说起来靠的肯定不是程绍在地方上的工作有多出色。毕竟他不是一把手，又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硬政绩来。用今天的话讲，程绍能够获得提升，就完全是因为人家是东林党的成员，人家“上面有人”了。
所谓给事中这个职务，在现在来说，就相当于纪检干部。不过他们的地位可比现在的纪检干部高多了。而且当时大明朝的纪检干部有制度保障。虽然只有七品的官位，但是呢，他们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皇帝都拿这帮人没什么办法。
程绍在这个很牛的位置上，充分的表现了他拉人结党，经营东林党势力的本性来了。当时，负责征收税务的太监，也就是今天的国税局吧。因为当地的官员和豪绅勾结拒绝纳税，所以就向中央政府进行了控诉。
这种事情呢，别说是在大明朝了，就是在现代，拒绝缴纳国税，这事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但是呢，东林党代表的就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面对大地主和大商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程绍坚决的站在了大地主大商人一面。
山西税使张忠劾夏县知县韩薰，程绍“特疏申理”，上书自诸津要。同朝好友相劝敛笔，绍言：“食皇家禄，就得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安能顾个人生命安危。”帝怒斥，遂被削职为民。
用今天的话说，程绍可以说是吃着大明朝的饭，砸着大明朝的锅的典型了。别说是在大明朝这个时代，就是在现代社会里，这样的屁股坐歪了的官员也肯定会被革职。结果，万历皇帝真的就将其免职了。
从此之后，程绍回到老家，在家里一呆就是二十年的时间。
在家呆着这二十年，程绍也一直没老实。史料上说，他一直在倡导复兴古学，改良政治。在文学上，他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因此，他的作品大多内容充实，雄健浑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程绍就是在家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了一批文人，成天的以复兴古学为名议论政治，搞违法组织活动。
到了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程绍被召回京，起用太常寺少卿，掌管祭祀、礼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时候，程绍就当上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
从泰昌元年到天启四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大明朝的三任首辅大臣，叶向高、韩爌、朱国祯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代表人物。那么，程绍从一个闲置了二十多年的七品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二品的地方大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可以想的明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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