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些看起来有点儿缺心眼儿，嘴很快，爱嚷嚷的家伙，可不是没有心眼儿的。就以李大嘴来说吧，他就不是那种真的缺心眼儿的人。李大嘴原是商南县城里的一个厨子。作为一个市井中人，他比普通的农家人心眼儿要活泛的多。所以他听了王书辉说的“复兴党和老百姓一条心”的话是根本就不相信的。
只不过，有心眼儿的李大嘴像一切城市贫民一样，有点小市民的小聪明。他畏惧王书辉先生和复兴党的双重身份，自然不敢直接对王书辉的话表达出质疑来。刚好，他的耳朵很尖听到了刘二怂的冷哼声。他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把事情闹开来了。
刘二怂被李大嘴突然的嚷嚷吓了一跳。等到他发现不管是王书辉还是其他的一个班的劳改都望向自己的时候，心里头一万头神兽奔过。他恨不得立即捏住李大嘴的脖子，要了这个多嘴多舌的混蛋的命。
王书辉对于刘二怂的反应到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其实不要说直接的受着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掠夺的封建农业时代里的被统治阶级了。就是在现代社会，都不需要官府说话，就是有人帮着官府说话，都会被大家嘲笑和叱骂。
像王书辉这样公然的说出上位者和老百姓一条心的话来，其实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所以他倒是觉得刘二怂的反应算是比较平和的了。
王书辉自己在现代社会里都能被现实弄得一肚子戾气。那么古代的老百姓对于许诺和宣传有质疑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和大家说了，我们既不是官府，也不是造反者。我们是一群革命者。什么叫做革命者那就是要革天命，换世道的人。”
“天命要我们接受当官的人，有钱的人欺负。世道让我们这些穷人受苦受难。当官儿的收走我们的粮食和银子，有钱人逼着我们上缴那么多的田租。我们老百姓不是饿死就是被累死。这些事情，都说明这个天命有问题，这个世道不公平。”
“我们复兴党人，就是要和这个天命作对，就是要和这个世道作对。我们就是要把当官儿的打倒在地，把有钱人打倒在地，把这个天命革掉，把这个世道换掉。”
“我们复兴党和老百姓一条心，那就是因为我们复兴党的人，都是大家这样的穷苦出身的人。我们复兴党人就是要给我们这些穷苦人做主，就是要打破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全天下的穷苦人，人人都能吃饱穿暖，人人都能平安太平的新世道的人”
对于老百姓来说，王书辉的这些话真的有些过于惊世骇俗了。听了王书辉的这些话，别说是这些普通百姓出身的劳改人员了，就是刘二怂这个和张献忠一起造反，听过不少忽悠，见过不少世面的人都愣住了。
刘二怂不是没听过张献忠鼓动大家造反的话。可是那些话也不过是抢吃抢喝抢娘们之类的，都是基于造反者个人利益的鼓动。可是像王书辉说的这些话，像王书辉这种想要改天换地，建立一个所有老百姓都受益的新世道的话，真的把刘二怂这个造反者惊骇的够呛。
要知道，就是他这样的造反者，就是像张献忠这样的有雄心有抱负的造反者头子，也从来没有说出过这样的话来过。
王书辉的这种要和天底下所有的上等人为敌的宣言，让刘二怂这个实实在在的造反者都感到恐惧异常了。
第四三七章、刘二怂的劳改生涯 7
老百姓的日子，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的生活，其实在中国历史的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被统治者和贫穷是划等号的。这一点无论是在明朝末年的中国还是在几百年后的现代中国，都是一样的。
老百姓的生存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确实是在不断的改善的。但这种改善，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上的。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人民群众占有资源的比例不仅没有相对的增加，反而是在绝对的减少的。
实际上，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越是所有的具有资源的特征的事物都进入市场分配的模式，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群众，可以占有的社会资源就越贫乏。
举个例子来说吧，相比较古代人，女性没有作为社会资源进入社会资源的分配渠道的时候，即使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但是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还是可以获得结婚生子的机会的。
但是在全面资本化，全面市场化的现代中国，因为所有的具有资源意义的人和事物都进入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领域内，所以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结婚生子这样的事情，甚至也开始远离普通人了。
不要觉得这样的话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早在十九世纪中期，马老人家就在《宣言》中明确的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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