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做事的人”，别看孙国桢也是江南地区的出身，可是他对只知道党争什么正事儿也不干的东林党特别的厌恶。对于孙国桢来说，他认为国朝从万历晚年到现如今的国事越来越坏，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党争上面，东林党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虽然厌恶党争，但是孙国桢也知道，在如今的大明朝里，想要稳稳当当的当个官儿做点实事儿，背后没人，不投靠个什么势力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面对如今的情况，孙国桢也知道自己在登莱巡抚的任上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甚至于在自己在大明朝廷里的政治生涯离彻底的结束也不远了。
孙国桢有时候也在想，这个登莱巡抚的位置也真正是个倒霉的位置。从登莱首任巡抚陶朗先开始，袁可立武之望李嵩，自己的这些个前辈，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不是直接丢了性命，就是南京养老罢官回家的。甚至于从天启元年登莱巡抚的职位设置以来，算上自己这五任巡抚，都没有任职时间超过两年的。
这么一想，孙国桢又觉得自己干了不到两年就下台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孙国桢不知道的是，历史上他之后的大明朝的九任登莱巡抚的命运和任期都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和他是本家的孙元化更是直接在登莱巡抚的任上被叛兵给俘虏最后被朝廷砍头了。只有一个陈应元在登莱巡抚的任上坐了五年的时间，最后还被罢官了。
就像现代社会的地方官府会在京师设置办事处一样，孙国桢当官当到巡抚这个级别，在京师也有自己的耳目。他知道现在的吏部尚书王永光过去和阉党有点联系，所以正被东林党的人攻击。而且他也知道，目前的吏部里，说话好使的不是尚书王永光，反倒是作为东林党人的吏部左右侍郎说话好使。
更重要的是，孙国桢明白，皇帝都已经把蓟辽登莱天津的军务都交给袁崇焕一个人做主了，这么违背常识的事情都出现了，那么自己在皇帝那里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了。
即使是再怎么注重“做事”的人，孙国桢也是官僚集团的一份子。在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仕途即将终结的情况下，孙国桢对于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了。
原本孙国桢对于地方军务是抓的很紧的。对于地方上的大事小情，人员变动，他是要事事关心事事过问的。不过现如今已经变得心灰意冷等着回家啃老米的孙国桢，则是个大撒把的状态。
威海卫的指挥使出现了人员变动;威海卫地区有人大肆招纳流民;登州港出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自行火轮船前来贸易，这样的事情孙国桢听到心腹报告之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大家随便的态度。
因为是海路直达，不像松江地区的棉布那样是走大运河经历无数的吃拿卡要和济宁到登州将近两千里的陆路才能到达登州，所以比松江布便宜一半左右的复兴党棉布在登莱地区开始大卖起来。
商业嗅觉灵敏的商人在经过计算，发现从“复兴商社”买布卖到山东各地，比卖大运河上的松江布还要便宜之后，采购量颇大的大客户开始出现。甚至于地处青州的衡王府主管商贸的业务的管事，也跑到登州来买布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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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九章、在山东 3
马老人家告诉我们：“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毛老人家告诉我们：“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之所以说毛老人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成果，那就是因为毛老人家的思想，是根植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深厚的土壤中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毛老人家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复兴党在面对人民群众的时候是非常直言不讳的。“我们要摧毁一个有阶级有剥削有压迫，有钱人有权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世界。我们要创造一个所有的劳动者人人平等，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力获得自己劳动的报酬，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这些复兴党的纲领和政策，复兴党都是直接的浅白的明确的要对人民群众实话实说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复兴党在大明朝这个环境下，则是用比较隐晦的面目和外部的势力和人员进行接触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绝大部分和复兴党打交道的人，都认为复兴党的真面目是个势力颇大的商业组织。复兴商社才是复兴党的实体。
其实和复兴商社接触颇多的掌握着大明朝经济命脉的江南世家的高层人物大部分都知道，复兴商社可不仅仅是个商社这么简单的机构。虽然不知道复兴党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他们也知道，复兴党可是敢于对外输出火枪和大炮这样的军国利器的。
褐贝斯步枪和拿破仑钢炮，这可是复兴党对江南海商世家输出的拳头产品。从1621年开始，复兴党的南洋火枪和西洋大炮，就开始从西南卖到东南。西南的白杆兵，东南的颜思齐、郑芝龙这些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装集团，都是复兴党的所谓复兴商社的重要贸易对象。
秦良玉家的秦氏商团，以前的颜思齐海商集团和现在的郑芝龙海商集团，他们每年要从复兴商社购买大量的武器和药品之外，而且秦氏商团还靠着复兴商团大量提供的“廉价”棉布，垄断了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的棉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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