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复兴党真的出面，真的把那些曾经侮辱、欺凌、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刽子手和反动派活活吊死的时候，那些欢呼的人民群众才真的会信服你，支持你。
人民群众在真正学习到文化知识，彻底的获得解放之前，他们只会去判断谁是真心为他们做主，谁是真心支持他们的人。
复兴党当着人民群众的面杀掉那些地主士绅，杀掉那些官员武将的时候，人民群众才会相信，复兴党是真的要和封建统治阶级彻底的决裂的。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公开的杀掉一个土豪劣绅或者官员武将之类的统治者，比复兴党对他们进行一百次理论宣传都要具有更好的效果。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复兴党不是单纯的安抚和镇压他们之后，就和原来的那些当官的有钱的人重新同流合污的另一伙当官的有钱的人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复兴党对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进行最直接的*毁灭。
用一种通俗的语言解释的话，那就是复兴党是通过消灭那些封建统治者的过程，在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投名状”。只有复兴党真的去打土豪、斗地主、公审封建官员和反动军官，只有他们实实在在的这么做了，人民群众才会相信复兴党是和他们站在一起，为他们做主的人。
东江镇的普通士兵和百姓，与现在全中国所有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样，心里面充满了憎恨。
和全中国的普通人民群众一样，东江镇的普通士兵和百姓憎恨封建统治阶级，憎恨那些封建官僚，憎恨那些地主士绅。但是东江镇的普通士兵和百姓与全中国的普通人民群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地处后金女真政权边缘的他们，心中不仅有阶级仇，还有民族恨。
这种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东江镇的普通士兵和百姓们在经过整编后，很快就对复兴党产生了彻底的认同和支持。而复兴党在对整编后成立的东江复兴军战士们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军事技能教育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战士们对于这种阶级仇民族恨的认知。
复兴军中一些比较激进的政工干部在对新成立的东江复兴军战士的教育中，参杂了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
这些理论过去在湖北根据地的时候并没有对缺乏相应经历的战士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在东江镇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后金女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现实结合起来，对整个东江复兴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原本作为辽东南难民，作为后金女真民族剥削和压迫反动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东江镇的士兵和百姓，对于后金女真政权都有大量的个人恩怨。可是经过了那些激进的政工干部的教育之后，他们对后金女真的个人仇恨，快速的上升成为了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仇大恨。
赵长子原本是凤城人，他就是在后金的民族大屠杀中参加反抗运动失败后和族里的几个亲戚一起逃到东江镇的。
赵长子根本就不知道鞑子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母兄弟。但是就是因为鞑子们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屠了自家的村子，所以他才毅然决然的参加了当地反抗队伍的。在起义失败后，赵长子和剩下的人一起投靠了东江镇。这么多年下来，他都不清楚鞑子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母兄弟，但是他只是记住了他和鞑子们有杀父杀母的血海深仇。
就是因为这个血海深仇，赵长子才在东江镇坚持了四年之久。四年的艰苦贫困的东江镇从军生活，丝毫没有改变赵长子对后金女真的仇恨。这种仇恨反而在不停的战斗中被不断的加深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群的繁衍和生息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这些话赵长子从来也没听说过，可是他却能从教导员说的那些简单的，普遍的，就在他们身边的无数例子中得到证实。
一直困扰着赵长子的“鞑子为什么要杀自己的父母兄弟”的疑问，在教导员教给他的道理中一下子清晰明白了起来：辽东只有那么大，鞑子们自己要生存，要生儿育女，就必须要从汉人的手里夺走土地，夺走粮食，夺走汉人的一切。鞑子们就是想要通过消灭汉人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的。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想到那些军官老爷们对自己的欺压和侮辱，赵长子心中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
“难道我就活该被女真鞑子屠杀?难道我就活该被当官的欺辱和压迫?这一切的苦难凭什么就该我来承担?!”
“是啊，凭什么啊!!!”
第四七五章、东江改编 3
其实在毛文龙死前，因为发生于1627年的“丁卯之役”，损失惨重的东江军就基本上处于一种崩溃边缘的状况了。
1629年七月，正当复兴党在鲁东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开始进入收尾阶段的时候，像历史上发生的一样，大忽悠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掉了东江镇军阀首领毛文龙。
在得到朝廷事后的追认后，袁大忽悠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把整个东江军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交给矛盾颇深的陈继盛和刘兴祚统领。他用这种长期处于内斗中的封建官僚们常用的龌龊手段，直接的挑起整个东江军的内乱来。
毛文龙的死以及东江军的分裂，特别是因为袁崇焕通过权谋手段分化挑拨东江镇的将领之后，本来就已经元气大伤的东江军完全的陷入混乱的内斗中，彻底的失去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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