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采访还报道了维多利亚·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体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脏，共45处被割被捅的伤口。他的喉咙被割断，两个耳朵几乎被割了下来。肚子也被开了膛。
杀手处在疯狂之中，但话说回来这又只是他们的工作，冷酷无情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跟姆先格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好像没有情感，不过是一部无情的效率极高的杀人机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兹在大赦申请中就杀害被警察绑架的一个东开普年轻人提供的供词：
水里滴了药水，然后灌进希茨维·孔迪勒嘴里……之所以（这样）把昏迷药给他灌下去，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胆量就那么……面对着另一个清醒的正常人……用枪抵住他的脑袋把他杀死。阿奇·弗莱明顿少校手下的一个人拿了一把装上消音器的手枪，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冲他头顶开了枪。人抽搐了一会儿，就完了……4个尚未进入现役的下级军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脚，把尸体扔到轮胎和木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一切进行时，我们在喝酒，甚至还在火堆边吃烧烤。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胆量”，而是要告诉委员会这一切是多么残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7个小时才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大块的肉，特别是屁股和大腿，必须在夜间不断翻动，才能保证一切都烧成灰……第二天早晨，我们把灰烬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剩下一块肉、一根骨头，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够枪杀另一个人，并竟然在尸体火化时在一旁吃烧烤，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这么做，人性何在？他们怎么能咽得下去？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焚烧尸体的臭气令人翻肠倒肚地恶心。难道他们带着双重人格—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生活下去吗？在这样的外出之后，他们如何还能回到家里，拥抱妻子，享受—比方说—孩子的生日聚会呢？
在东开普的许多案件中，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尸体被烧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四人帮”的案件中，1985年6月几个活跃分子在从伊丽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镇去的途中被绑架，失踪一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然而，杀害马修·格尼维、福特·卡拉塔、斯贝罗·穆孔托和西塞罗·姆拉乌利的全部真相和凶手的身份，直到委员会成立后才披露出来。
代表被害人亲属出庭的乔治·比祖斯大律师，询问了申请大赦的警官之一约翰·马丁·范·泽尔。
比祖斯：范·泽尔先生，在27日晚你们杀害的4个人身上发现了63处刀伤。你是否同意地区法医对此的报告？
范·泽尔：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这63处刀伤是野蛮行径的证明？
范·泽尔：主席先生，反省之后，当然是这样。可事实上，下达的指令是这次要杀得像联防治安袭击，如果用稍微仁慈一点的做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着你愿意像一个残忍的野蛮人一样行动，以便误导那些可能调查这起凶杀案的人呢？
范·泽尔：主席先生，实际上是的。
被捕的非国大活跃分子，面对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会同意为警察办事。他们被叫做“askaris”[3]，在Vlakplaas的乔·马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他自己的供词，他曾参与了几十起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杀害活动，常常是打入青年团体内部，假装招募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把他们引入警察设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检察官想让他作为国家证人，并以此换取免于公诉。在首席检察官的保护下，乔拒绝了申请大赦，这既是藐视委员会，也是对他前主子表示愤恨。在他过去同事的大赦申请听证会上，他就1985年杀害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领导人“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证词：
在这个魔窟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只存在于那些到这里来、不想让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诚实和体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龙·加勒拉和恰恰乌里·戈多罗兹。他们在克罗多克附近一个废弃的派出所被杀。马马塞拉告诉委员会，哈舍先生对他的审讯者说，非国大“代表着民主的南非”。
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让［吉德昂·］纽武德中尉恼怒，他抓起一根铁管，朝那可怜的老人头上不停地击打，其他人见他这样也一拥而上……他唯一的一点反抗就是击打声中的哀号。接着，纽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声，免得惊动附近的农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头的叫声，我说的其他人则对他拳脚棍棒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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