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然,那以你之见,这富国强兵,应该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这唐浩然早在武昌时便有“筹财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见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于是便开口说道。
“不知相爷在看晚辈所著《日本变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为重?”唐浩然的反问,让翁同龢眉头略皱,然后说道。
“明治维新所变者虽尽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与“中体西用”,有几分相似,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
虽说翁同龢没有回答唐浩然的问题,但唐浩然倒也没有追问,而是赞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学之我中国,其所提者为“和魂汉才”与现今之“和魂洋才”,具为学习之道,虽其所行者不过“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却依可为我国之鉴,如数十年间,持持洋务者空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如何操持,这一点,日人之道,却可为借鉴!”
而他之所以会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为了把其往“变法维新”上引,现在不是五年之后,没有五年之后的战败对国人的思想造成的冲击,现在谈“变法维新”似乎早了点,没有思想上的冲击,这些以保守著称的大员们,又岂会愿意行之以变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会请自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变法维新所吸引,而是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对于他来说,他所重者不过只是那个皇上学生的权力,以及同李鸿章等人争权罢了,至于所谓的变法维新,其不过只是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重”的层次上,和这种人谈变法,自然如同对牛弹琴。现在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它方面着手。
“子然,说来听听!”
第32章 翁府话(下)
“子然,说来听听!”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那日本的变法维新,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会为《日本变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收权于中央,重树天皇之权,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树权威,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
至于什么洋务也好,变法也罢,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
“过去日本之制,虽与我国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其本源却是近似,如日本与我国,千百年间,皆以农为本,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这与我国倒是近似,明治维新前,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
“确实如此,我中国千百年来,皆以农为本,地税自然所占极重!”
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而实际上,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国以来,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开源”更吸引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
“相爷可知,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
“子然,这是为何?”
既然翁同龢问,唐浩然又岂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释着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诸多步骤,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税改革,如何制定地税改革的实施,而翁同龢听着,则是时而皱眉,时而展眉,而到了最后,其则闭目说道。
“如日人者,于百姓如此这般横征暴敛非国朝所取之道!”
而这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浩然所提的“地税改革”取地价3%,国家所收税赋占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虽说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勒索卡拿,国朝百姓其负亦不逊于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说出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来。
“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当之处,其后来亦曾降低地税,虽其仍难免横征暴敛,我国亦可以取之于长,补之于短,以子然看来,国朝耕地又岂数十倍于日本,若是效仿日人,体恤民力制定相应之地税改革,避免地方虚耗、苛杂,其入自然倍增,届时,国家焉能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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