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非但西洋外交官如此。甚至就连同清国朝廷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东南的这块疥癣之痒。
一面蓝底的“日月旗”于杭州城的上空飘扬着。对于此时的杭州百姓来说，他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面“日月旗”，而于街道两侧的商铺、酒楼，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悬挂“日月旗”，虽说这大汉都督府并不“大明”的，可并不妨碍他们将“日月旗”作为定制，实际上这完全是那些海外同志的意见。
似乎除去那些海外的同志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旗帜”的重要性，连同城内的商铺、酒楼、饭馆不得不花钱买下“日月旗”，将其插于店门前的掌柜们，亦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似乎在他们看来这旗帜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顺民”的标志。
“顺民”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对于国人而言，甘为顺民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兵荒马乱时，更是如此。不过许是因为当年的战乱中“匪过杀尽剃发，兵过杀尽全发。”的祸乱。百姓对于都督府颁布的“剪辫令”却多少抵触，可纵是再般抵触，亦不得不剪掉辫子，毕竟那大街上可是有巡城的兵丁，见着有人没剪辫子，便会扑上去。
砍头？
大家伙都是汉人，自然不会做的那么过，可被兵丁抓住了，就会用刺刀齐着根的割断辫子，甚至就连那辫子都给没收了，若是自己剪了，还能留长些，把辫子小心收起来，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几日下来，这杭州城虽说再见不着辫子，可于这城中却尽是些发梢近肩，披散着半长发的男人，只有那些义军兵勇方才会如和尚一般剃上光头，尽剪辫子。
“信心！”
“钱塘楼”二楼的包间内，几名穿着军装青年在店小二将一道菜上来时，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你看，这小二的头发梢都留到肩膀上，这就是心不在我的表现，他们还等着清军打来时，重新把辫子给接上！”
放下手中的筷子，赵钱礼的眉头猛然一锁，盯着窗外街上那些披散着头发的人狠声说道。
“这些人当真是做不够的奴才，以我看来，与其这般宽宏，倒不如直接下令，像满洲人一般定下发制，胆敢违制者，重罚！”
杀气腾腾的一番话，只让这包间的气氛顿时一变，可他身边的好友，却大都是不以为意的一笑。
“树礼兄言重了！”
站起身来，王富走到窗边，看着街上的路人。
“这两百四十八年的奴役之创，又岂是朝夕可除，树礼兄可曾记得，李？《燕途纪行》中所记，在伪清顺治十三年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而到了伪乾隆年间，我国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只是陌生，而且也是好奇了，人性善忘，焉能怪之。”
在说道出“人性善忘”时，王富的心底却是泛起五味来，当初他不也是这忘宗芸芸一人吗？若非于朝鲜所读所思之事，又焉有心中大中华的觉醒，而于国人呢？或许他们记得自己曾是汉人，但却早已将辫、满式衣袍视为中华的一部分，习惯成自然。
而这种自然如何改之？
辫子可以剪，衣冠可以改！
但人心呢？
想到人心，他不禁想到那些曾手指大家伙言道着“无君无父乱逆贼徒”的官员以及读书人，似乎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国家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唯有所谓的纲常，所谓的“君恩当报”，对于这种人又当如何？
“杀！”
一个字眼从谭嗣同的口中道出时，全没有一丝的犹豫，不过他所指的杀，杀的却是刚刚捕获的数十名为满清提供情报的百姓。
君恩如山？
对于谭嗣同来说，至少现在他完全没有一丝这方面的情感，作为起义者中的领导者，对于他来说，眼下最紧张的责任就是领导数万起义军赢得这场起义的胜利。
“复生，这其中还有几名本地的贤达，若是不问而斩，岂不……”
不待唐才常把话说完，谭嗣同身边的军事顾问李勤玉却坚定的说道。
“副都督，现在正值关键之时，如若我们不能迅速建立起新政权的权威，不能让民众从支持反动的、腐朽的满清政权转向支持革命的新政权，那么势必将遭到其猛烈的反赴，而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革命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军事顾问，李勤玉的主张非常鲜明——他认同革命的暴力，正如同他正在试图做出的尝试一般——通过革命的暴力去清洗民军中一切“不利因素”。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地方，许多人依然选择同满清殖民政权合作，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背叛这个民族，甚至在民军之中，亦有许多人，他们或明或暗的背叛了革命，”
注视着谭嗣同与唐才常，李勤玉的神情肃然，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见两人似乎是在犹豫，他又刻意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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