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拉萨平叛的真相。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伟大的中国，好比是蚍蜉撼树，愚蠢之极。西藏上层叛国集团的幻想破灭了，如果帝国主义还企图继续把赌注押在这些叛乱分子身上，那是永远不会得逞的，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作者简介：辛化群，是当时在拉萨经历了“3月10日事件”全过程的新华社记者集体采访用的笔名。]
第06章 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
阿沛·阿旺晋美
近几年我多次会见过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我曾问过他们，你们在国外，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因为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29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在西藏，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连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处在谣言欺骗之下。制造谣言者又是佛教徒，这就更加不幸了。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对事件的内幕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有责任把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披露于世，还历史的真面目。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都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区军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郭锡兰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到罗布林卡为他进行专场演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郭锡兰和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的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设置的坐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去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勒。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索朗降措被叛乱分子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
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
至于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实他们当时反对民主改革也是毫无根据的。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曾做出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的决定。后来，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西藏六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达赖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回答周总理。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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