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训练班，培训工会干部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刘少奇同志去培训班讲过几次课，王根英和夏之栩既是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后来，王根英调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办的训练班工作。这时，陈赓又回到上海，他们又能一起生活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解往南京后，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当时王明推行“左”倾路线，不问客观条件，三天两头搞飞行集训，强令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同志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又受到陈赓被捕的精神刺激，竟和怀里抱着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此后，她在妈妈家里和乡下的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
1934年，王根英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押解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和熊天荆同志一起关在8号牢房内。
女监里的政治犯有20多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3号牢房住的是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和何葆珍同志，隔壁2号里有钱瑛同志。这两个号子接触比较方便，自然形成了领导核心，而每个号子里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她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饭后洗碗的时候，抓紧机会传递消息，有时就分头通过骨干征求大家意见，最后由3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当时，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这里一年多，他俩多次向当局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是国民党仍不理睬，于是，他俩就宣布绝食。3号的同志和骨干闻讯后，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当时提出的斗争条件是：一、要求改善伙食；二、要求允许亲属送食物；三、牛兰夫妇应无罪释放。
开始，狱方不加理睬，到了第六天，狱方奉命把牛兰夫妇送到医院，同时不得不答应对政治犯每月增加三餐荤菜，并允许亲友送食物。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
女牢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很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女牢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大约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送掉。有个政治犯不识字，不是党员，她也参加过前几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一天晚饭后洗完碗，别人都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溜达，并且和看守吵起来。看守长报告了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门，一切生活上的事都由普通犯代做。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利用放风时间，党员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开展一场绝食绝水的斗争，这是用同志们生命去进行一次大搏斗，党组织要求用这种办法，一定要争回失去的权利。工作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每一个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考虑清楚，做好思想工作和应付困难的措施。绝食要自愿参加，但参加后不允许中途退出。斗争开始后，年高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同志们相互鼓励，忍受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同志们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没有一个动摇的。王根英在自己的号子里，带头绝食绝水，表现得坚决、勇敢，处处起带头作用，她强忍着头昏眼花，还暗中做鼓动工作。党员和骨干的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绝食人员的斗争意志，这种感人的场面，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绝食绝水的人粒米滴水未进，使狱方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只好让步，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复原状，希望大家复水复食。这场绝水绝食的生死大搏斗胜利结束。
共产党员自动形成的领导核心，要求狱中的每一个党员；都要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学习。文化水平低的要努力识字、学文化，文化水平高的主动当“教员”。王根英在狱中得到熊天荆、帅孟奇的帮助，学写文章和加减乘除，又向别的同志学刺绣、挑花等专门技术。根英还给知非绣了个小枕头留为纪念。
1936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和帅大姐等同志都是工人出身，报的是文盲，都分在三班以学习文化为主。“反省院”规定每天要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三班的同志就故意叫喊听不懂，弄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教她们学文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答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周恩来代表我党在杭州和蒋介石谈判，提出党的四条要求，其中就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从庐山到南京，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作了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同志听了报告后，对周恩来说：“王根英同志仍在监狱中。”周恩来说：“我会设法把她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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