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党被迫转人地下斗争。王一知从1928年起，直至全国解放前夕，一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
1948年王一知去西柏坡汇报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她。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从事多年地下工作，该到地上来了。”是呀，终于可以到地上了，这声音像来自天堂的福音，让王一知百感交集。
1949年，王一知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领导上再次动员她来北京做妇女工作。
解放了，回到了地上的王一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业待举中，敏感地意识到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她提出：“我思虑再三，抓基础教育，抓青少年教育是件大事，我还是希望到中小学工作。”她毅然谢绝了几位领袖的恳请，放弃在中央工作的岗位，选择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她先后担任了上海吴淞中学、北京华北中学、北京师大二附中、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王一知校长以一颗伟大的爱心耕耘于教育园地，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用30余年的时间，把生命、爱与智慧，奉献给了一零一中学。王一知校长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她既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既重视教书，更重视育人。她不主张家长娇惯孩子，更不允许孩子们表现出干部子女的特殊化。
1950年筹建师大二附中选校址时，周总理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革命干部投身于激烈的对敌斗争，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组织上把这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过着供给制的学习生活。随着斗争的需要，学校也不断搬迁。王一知调到这个学校当校长后，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她理解周总理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重建校园就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53年5月，周总理到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时的讲话，更给王校长指明了办学方向。王校长多次向同学们讲过：“不论在何时何地，你们都不能忘记周恩来伯伯对你们的殷切期望。要把他的话作为你们每个人的座右铭，指路灯：‘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周伯伯的这些话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一代胜过一代！”
王校长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意愿，把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学生身上。记得有一次课外活动，美术教室前停了一辆新式的小卧车，同学们围拢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着。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谁要会开那才帅哩！”
王兴同学走上前用手一拉门，门开着，就钻了进去。他东摸摸，西搬搬，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车发动起来了。同学们发出一片赞叹声，有人高声鼓动说：“开起来，兜一圈！”车真的开动了，同学们让出一条路，小车徐徐向前。正当大家玩在兴头上厂司机来了。王兴来个急转弯，想赶快把车开回原地。心越急，手越慌，弯没转好，“吮”地一声撞到一棵树上，车熄火了。这下可闯了大祸，车头左面的大灯撞碎了。
正在这个时候，王校长陪着一位“首长”走过来，同学们都傻眼了，呆呆地站着。王兴从车里爬出来，也低下了头。
王校长和那位首长走到车头看了看，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听了听声音，向后倒到马路上。那位首长摇了摇头，低声对王校长说：“刚换的新车，到你这儿来，就变成独眼龙了。”
王校长庆幸地说：“还能开，不让你走回去我就放心了。”
王校长的话说得那样轻松，那样平静，并没有减轻同学们心中的压力。车开走了，大家还站着。
王校长走到王兴跟前，低声问：“是你开的？”王兴点点头。
“你学过开车？"
王兴摇摇头。
王校长略微思索了一下，抬头对大家说：“今后，同学们都要注意，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该随便动的，好啦，都去玩吧！"
这件事发生后，有人问过王冶主任：“那天闯了那么大的祸，王校长为什么不狠狠批评同学呢？”
王冶主任动情地说：“王校长处理任何问题，她首先考虑的是效果。她教育培养人的方法是‘引导’、‘启发’，使人信服，开动脑筋自己思考问题。让你自己去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才会产生自我约束能力。也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美好的方向追求。她认为，听话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学生，总比不动脑筋的好。王兴没有专门学过开车，他能把车开走，说明他肯动脑筋。王校长喜欢，从心眼儿里是爱这种学生的。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教育培养学生，不是牵着同学们的鼻子走。王校长常说‘你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一味说教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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