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
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除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外，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信中说：
英姊：
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我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勋托
九.十四
李硕勋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惟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惟一放心不下儿子李鹏，足见父子亲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刘伯坚就义前给妻子王叔振及亲人的信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享业。
我葬在大皮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三月二十日于大皮（实为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左腿中弹负伤，敌人包围被俘。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遗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
“弟在唐（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就这样，刘伯坚带着对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念从容地走了！刘伯坚作为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留下一文钱，却留下了无限的思念与期望。他爱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为了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复兴，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别了自己的骨肉。
△赵一曼遗书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指挥突围中先是手腕负伤，继而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裤，依然忍痛怒斥日寇侵华罪行。日寇对她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她昏死苏醒后仍对敌人骂不绝口。
赵一曼在牺牲之前，最思念和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子赵掖贤（宁儿）。孩子在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的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相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
△任锐写给女儿孙维世的诗
1927年孙炳文被害以后，他的夫人任锐担负起抚育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经历了11年的困苦生活，于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被同志们誉为“妈妈同志”。
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为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女儿孙维世口占寄儿诗一首：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在短短的四句诗中，体现了一位革命母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
△车耀先给儿女的信
革命烈士车耀先，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饱经磨难，却没有忘记关怀儿女，更没有忘记家教。1940年，车耀先被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时，利用敌人让他管理图书时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自传。《先说几句》系自传的第一段。文中说：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40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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