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黄河渡口，两岸的石壁又高又陡，河身足有二百多米宽。浑浊的黄水，汹涌而下，看着真叫人眼晕。孩子们登上了一只很大的木船，撑船的只有三个人。当船撑到河中心时，只见浪涛滚滚，把船一推老高，好像就要竖立起来。孩子们看到这惊险情况，大多数脸色都变了，有的头晕目眩，忍不住呕吐起来……”
八、挚爱深情
革命者的后代来到延安后，先后被送进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学院”。为了这些孩子，老一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也是把养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满着正气和牵挂，他们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
刘伯坚在临上刑场前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要累着诸位兄嫂……”
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流落上海街头查无下落时，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儿朱敏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后，康克清曾向总司令请求说：“想想办法，找一找咱们的女儿吧！”朱总司令停立在作战地图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项英作为父亲，在延安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项苏云时，他不但不认识，而且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萧永定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在闽西根据地永定县，就用其所在地“永定”为儿子命名，寄托思念之情。而在萧永定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和他的名字“萧劲光”一样抽象陌生。
林伯渠、邓子恢两位革命老人，竟然将儿子李代桃僵，闹出了人们难以置信的大笑话。
难道说这些做父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子女吗？不是！他们是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和对人民的爱融为一体，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紧紧连在一起，由此而张扬了一种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些为人民而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残酷环境里，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保护、养育着革命者的后代。
彭士禄的父母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仅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舍命保护他。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潘舜贞，为了保护士禄，甘愿坐了4年多牢狱。
农家妇女丘满菊，为了养育刘伯坚的儿子刘熊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然而当两个婴儿中只能留下一个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遗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区，有无数老红军、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这些地方到底收养过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老根据地的每个区、乡乃至每个村，都哺育过革命后代。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林伯渠的儿子林苏生，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朱良才的儿子朱新华……都是在人民的怀抱里长大的。
为了寻找烈士遗孤，组织上更是想尽了办法。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设法先后将彭士禄、刘虎生、李鹏、罗西北、蔡诚等送往延安。贺龙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段德昌的遗孤段新传……真可谓寻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爱抚之心胜过亲生父母！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陈云、李富春、李维汉、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菜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的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地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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