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投身革命，葆华、星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暗探跑到家里来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荡不安。父母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次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孩子们感到父亲非常忙。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钊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夜里葆华、星华醒来，常看到父亲书房的灯光仍然亮着。
葆华、星华最难忘记小妹妹钟华的死。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亲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可爱的小钟华患了肺炎。连续几天，父亲硬是没有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等父亲腾出工夫时，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全家都为钟华的死而难过，大钊先生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父亲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兄妹俩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父亲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后兄妹俩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先生转人地下工作，住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大女儿李星华和妹妹炎华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葆华和弟弟留在朝阳里旧居。葆华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于1925年加人了“cy ”（青年团）。星华是同哥哥一起长大的，兄妹俩虽然只相差两岁多，但是比起哥哥，星华总感到在政治上似乎幼稚得多。
1927年4月6日早晨，那天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暖和。谁也没有想到，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人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警察、侦探、奉天宪兵近500多人，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外国守军将其放人使馆区，突袭苏联大使馆。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这天被捕的还有谭祖先、范鸿杰等国共两党的20多位知名人士。
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到小汤山效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们不让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们的情况，真是心急如焚。
敌人把大钊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敌人很快弄清楚她们母女三人的真实身份，并狡猾地设计了一场法庭相会。
星华和妈妈、妹妹被带到法庭上，一眼就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父亲。星华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瞅了瞅她们娘仁，脸上的表情非常镇定、凝重、安祥，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16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她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敌人使她顷刻间长大了。她理解眼前的父亲，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父亲常对她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生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作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不紧不慢地说：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不了解社会上的事，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都正在上学，可以说对世事还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听说星华、炎华都在上学，狡猾的法官又生一计，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星华算，看她到底是不是学生。星华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又出一道题，炎华也算对了。法官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母女押下去了。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了。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折磨，在身受酷刑下仍坚贞不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声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营救工人们爱戴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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