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玛拉和孩子们默默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脸上流淌着泪水。看得出由于强烈地感情克制，玛拉的下唇上已咬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玛拉……我的孩子……”允斌再也忍不住了，他扔下手里的行李，发疯般地扑向自己的亲人。
与此同时，两个孩子也哭喊着扑了过来，父子三人抱在了一起，哭成了一片……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1957年10月的一天，允斌背着简单的行装，在玛拉的抽泣声和一双儿女撕心揪肺的哭叫声中，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北京机场上，一架银灰色的大型中国客机徐徐降落了。一个32岁的青年人疾步走下飞机，和几个迎接他的人握手寒暄了几句就穿过机场大厅，进了停车场上的伏尔加轿车，直奔北京城，驶人了中南海。
中南海一栋平房的门口，站立着一个清瘦挺拔的人，他就是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
轿车停住了。人未下车已传出一声“爸爸”的亲切呼唤。呵！多少年没听见过这带有俄语尾音的呼唤了。刘少奇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喜不自禁。
“允斌，你终于回来了！”他宽大的手轻轻抚着儿子的肩膀，心中感慨万千。刘允斌中等个子，脸部线条分明，像他父亲一样挺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目光柔和清澈，说话不紧不慢。
“允斌”，刘少奇指着周围的几个青年男女问：
“你认得这几个弟弟妹妹么？”
“认得，认得！在机场上爱琴都给我介绍过了。”
刘爱琴高兴地用俄语和哥哥说了一句：“都是一家人，不见面也认得么。”
王光美开玩笑说：“可要说中国话哟！”大家都笑了。
刘允斌回到北京后，他一连几天参观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他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废墟旁徘徊了一个下午。近百年过去了，圆明园这几根残柱却仍然不肯倒下，它是在祈祷，在控诉，还是在沉思，在呻吟呢？他感到压抑得很。
他回到中南海父亲的那间书房，翻开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近代史，他读到的都是割地、赔款、乞和……
他又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有关材料，了解到了1950年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金熊号”，有意撞沉我“新安号”货轮，酿成了70 人死亡的惨案；读到了美国飞机1950年至1954年多次侵人我领空，击落我巡逻飞机、扫射我人民的报道；读到了1955年8月刘宁一率我国代表团，被日本阻止不能如期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我国还递交一张3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对大会捐助）的消息；读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的感叹；读到了……他读不下去了。
“我要立刻工作，一分钟也不能等了！”他对父亲说。
几天之后，在距离北京50公里的某县一个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每天沿着宿舍一研究室一食堂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匆匆而行，急如流星。人们常常见他在食堂一顿就买够一天的饭，然后就钻进研究室不再出来。他不再像在苏联上学时下围棋、打乒乓球；渐渐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也不整了，烟却越抽越多了。不久，他在热核材料研究方面以突出的贡献而被授予副研究员职称。这种高级职称，在他这个年龄，无论在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有些人见他才三十出头，却终日埋头于研究所，节假日也不外出，以为他是光棍汉，要为他介绍对象。一打听，原来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众人惊叹：“主席之子尚能如此刻苦，难得！难得！”于是有更多的人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为其牵红线搭鹊桥的人就更多了。也有一些姑娘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倾吐爱慕之情，都被他好言谢绝了。在周围同志的关怀下，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工作，也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对莫斯科还是有感情的。他毕竟自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他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以及他的爱情。
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爱那座美丽的培养了他的城市和人民。他知道，那里的工作生活等条件要比自己贫穷的祖国好得多。在那里他可能会在专业上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绩来。苏方对他的才华也颇为赏识，为挽留他在苏联工作，苏共几位高级领导人曾先后找他谈话，并许其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席间此领导人说：“就留在这里工作吧，你虽是中国血统，但你毕竟是苏联培养起来的，并且你的妻子也是苏联人，也有了孩子。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两国虽有些理论之争，但并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嘛。”
刘允斌说：“我始终把苏联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在祖国生活了13年多，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要熟悉得多。但是，我又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您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您是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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