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革命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自己的子女和亲近者，已开始强调自身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月31日给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也许基于这种心理倾向吧，毛泽东等老一辈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以后，把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和子女送进了自然科学院。与叶选平、蔡诚、李鹏等先后人自然科学院学习的还有：毛泽东最喜欢的警卫班长翟作军以及彭士禄、林汉雄、谢绍明、李伦、戚元靖、曾宪林、黄毅诚、崔军、李冬等。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于1941年10月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并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 使工厂、农场的负责人都作为主人翁参加进来，彼此商谈，学校也可以按照工厂、农场等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非常重视实习课教学，全院师生经常和有关经济建设机关联系，采取多种方式，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工作。
叶选平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学院特别重视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十分注意教育对象，根据每个学员的文化、觉悟程度，个人经历和斗争经验，工作能力与生活习惯，因材施教。
自然科学院始终贯彻新的教育方针，一切教育的组织领导、课程设置、教学形式等，都是从学员的实际出发，着重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然科学院十分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只有科学是真学问”的原则，让学员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思想上、行动上、生活上得到实际锻炼。
自然科学院设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个大环境中，学员不但接受了革命热情的熏陶，而且得到了实际精神的锻炼。在教学方法上废止注人式，采取启发式；以课堂教学为主，重视课外辅导和实习；提倡自学法与讨论法相结合。尤其是在教学和生活上，实行民主生活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相辅相成、互为依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密切教学员感情、增强师生间团结。在这样的环境里，选平学习生活3年，按时学成毕业。
选平毕业后，进延安中央军委工业局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工作了4年。他和工人、专业技术人多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到工作实践中去。遇到问题，找工人师傅请教，与科技人员商量研究，使他对机械工业十分熟悉，很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技术专家和通才。
1945年，选平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时年刚满20岁。他在解放战争中又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练，思想更加成熟。
1949年，组织上又把选平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短期培训。其后，选平被派到当时中国最大的机床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担任车间副主任。他在工作中刻苦钻研、联系群众，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1951年，选平被选送到苏联学习机械学，进修机床专业。苏联是一个重工业大国，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学习的榜样、老大哥。选平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上的困难，与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将一切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异国他乡美丽的风光他无暇留意，精美佳肴他无心品尝，轻歌曼舞他无意观看……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学好本领，早日报效祖国。
1954年，选平圆满地完成学业后，迫不及待地登上归国的火车。在他鼓鼓的行囊里，装的不是华丽的服饰，也不是异国的特产。那满满的沉重包裹里，装的是他三年来呕心沥血积累下来的学习成果和科技书籍。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新中国落后的机械工业，才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尽己所能。
选平回国后，带着新的学识和技能，又回到沈阳第一机床厂，任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他将学到的理论放到工作的实践中，去检验、去创新、去改进管理、革新技术……
1962年，叶选平调往北京第一机床厂任总工程师、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他把在沈阳的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也带到了北京，进一步在实践中发扬光大。
1972年，选平调到北京机械管理局担任领导职务。在南下广东之前，选平调任国家科委三局任局长。
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春秋里，选平一直战斗在机械工业的第一线。他不但目睹、而且亲自参与了中国机械工业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实践，从一穷二白变成硕果累累的艰难历程。每当回顾这一切，选平的心中总是升起一种自豪，因为他不仅参与了，而且尽力了。当选平担任省长职务后，还常常对别人说：“我本来是一名机械匠，是一名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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