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来到绍祖所在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周伯伯和师生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使绍祖铭记在心。
周伯伯说：“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就是‘胃’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后来的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律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
周伯伯又说：“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们的父兄为革命立了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又光荣又艰巨的革命重担。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性质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林伯伯、周伯伯的谆谆教诲，就像甘露一样渗人绍祖的心田。斗转星移，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年龄和科技文化知识的增长，那教诲在绍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培养后代，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生活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939年4月8日，绍祖在西安出生。当时其父伍云甫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工作十分繁忙。组织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照顾绍祖能健康成长，批准其母亲熊天荆带着不满周岁的绍祖撤回延安。
延安虽是革命圣地，生活却非常艰苦。从1940年冬天起，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对我党我军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当时华北敌后根据地一些地区受自然铭的侵袭，使我们的革命队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如此的困难面前，熊天荆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不幸的是熊天荆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床巧个月之久，其间数次病危，连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她才奇迹般的病愈出院。绍祖曾在回忆妈妈的文章中说：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兼任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对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在上海作为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职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 年春到石家庄，担任解放区好总会工业合作组组长，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秋母亲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进京做接管北平的工作。母亲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内务部（即后来的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
“我的妈妈是位革命的好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革命先驭者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我妈妈步人中年以后，基本上是做机关工作，成天抄抄写写，收收发发，没有做出什么震天动地的事情来。如果没有无数像她这样安于平凡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革命也不会成功。”
“‘文革’中，我们全家受到冲击。我爱人曾晓前是杨尚昆‘死党’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回来的我二姐伍绍云，被诬成‘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我父亲1923年参加学运，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红军长征途中父亲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跟随朱总司令与张国煮的分裂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期间，他领导所属人员及时而巧妙地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一次就营救出了我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一千余人。全国解放后，他在领导新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时，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文革’开始后，就连这样一位一心为公、忠贞不渝、已经半瘫在床的父亲也不放过。除了不能行动的父亲外，全家人都被发送到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走上战场去接受新的生死考验一样，去创造人生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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