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揣炸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在“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任锐在解放区工作时，从不计较工作岗位是什么，上级给她的任务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从来没有私人打算。大家都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她给儿女的诗中写道：“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来在广州领导孙炳文等秘密集会时，5岁的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趴在窗口看着窗外的动静，有陌生人来，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抱着她上街办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认真地观察，看有没有人在她爸爸身后盯梢。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经常转移住处，每次转移，七八岁的维世都紧张地帮助妈妈销毁秘密文件。而在销毁文件时，妈妈就告诉她，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她从小就在听“党课”。从9岁到16岁，她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不上学。有时妈妈把她隐蔽在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里。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做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
1938年，17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抗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老一辈的同志们都把她看成党的女儿。1939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维世到苏联去学习。周副主席和邓颖超亲自带维世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维世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领导的整个卫国战争，学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精神。起先，苏联有关负责同志关心中共烈士后代，把她安置在外国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里，但她不肯接受。她说：“毛主席是派我来学习的，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很快离开了较舒适的环境，同苏联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队领取每日配给的口粮，一道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到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为伤员输血……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坚持学习，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周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
1946年，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着又向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邓颖超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投入了土改运动。她写信给一道回国的留苏同学说：“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为贫雇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获到无穷的戏剧材料……”她写这封信时才二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前线用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带着一批人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你们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她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她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了有关苏俄著名戏剧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著作，翻译了欧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导演了名剧《保尔？柯察金》、《巡按》、《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和《求婚》等。维世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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