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抓起来。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1967年到1968年3月1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维世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诬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维世说：“你要交代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维世回答说：“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维世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门碰上。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涣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8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维世“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维世考虑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诬蔑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被解放来北京。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轰出了大门。
之后，196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有六七个公安人员来到机关，把金山带回家，这时孙维世正在家中。一个公安人员对金山说，他要代表政府“拘留”金山，说完突然大叫一声“走！”维世在旁大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厉声对维世说：“没你的事！”金山想回头告诉维世要她安心，但六七个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把金山架上了汽车。金山想回头但回不了头，真是“亲人永别离，生死两难分”！维世和金山就这样永别了！
他们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进了监狱。有没有证据？没有！用不着任何证据。他们还威胁维世说，逮捕金山，是所谓国家机密，说了要杀头。金山被抓走以后，他们在维世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主席一起拍摄的许多张照片，毛主席的亲笔字，周总理、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和给维世的许多书信。此外，还有江青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还有康生在50年代写给维世的长信（信中对封建文艺作了疯狂的吹捧，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所谓“左派”出现的面貌判若两人），抄走并立即全部被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珍贵文物销毁。至于江青和康生的亲笔信呢？在他们看来，当然也以灭迹为妥！不过，江青还留下一张照片，当作以后继续作恶的“武器”。
金山人狱之后，维世四处寻找，毫无下落。她又给金山送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衣物，也如石沉大海。约于1968年1月间，有人到金山家来销掉了金山的户口，维世不知金山的生死，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她到中关村去把这情况告诉她的妹妹孙新世，并说：“金山没有问题，他是总理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他只不过在30年代负责过一个戏剧团体，江青在那里当演员，他知道江青生活上一些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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