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称自己是当世的理论家，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他与邓中夏整整理论了三个小时，最后邓中夏问他：“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说的，我仍然洗耳恭听！”那个所谓的理论家理屈词穷，可怜巴巴地强笑着说“钦佩得很！钦佩得很！”
邓中夏仍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还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出席，我嘛，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
“这个，这个，我只能转达，转达！”那个中央委员早已没有了理论家的派头，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起来。
邓中夏轻蔑地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办！”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与政治影响。
在敌宪兵司令部里，军法官们还要作一次形式上的审判。在敌人秘密的军事法庭上，邓中夏一针见血地说：“法官们，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样没有观众的戏演给谁看呢？反正你们会造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了，何必做这些脱了裤子放屁的事呢？你们不需要白费苦心去做文章，就邓中夏三个字，按照你们的蒋总司令的法律，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邓中夏在坐牢的日子里，从未闲着，他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那时敌人常利用特务或叛徒，伪装成犯人在号子里侦察被难者的言行。当新的被难者进入号子时，邓中夏利用各种方法，很巧妙地而且是很快地就了解到了那个人的情况，知道他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后，便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问你。有法官还有穿着犯人外衣又为法官效力的他们（他暗指着特务和叛徒说）会问你。我嘛，是共产党。但你看我一点也不像国民党说的是青面撩牙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在这里要小心上当。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10月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当雄鸡高唱之时，邓中夏被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从看守所里押了出来。法官告诉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要悔过还来得及！”
“我一生中行得正、坐得直，从没有要悔过的事。我要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不愿再费口舌对牛弹琴了。”邓中夏语气斩钉截铁。
当法官第二次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时，邓中夏没有理睬，一个宪兵抓着他的胳膊大声重复法官的话。邓中夏瞅了一眼面前的宪兵，开了口：“对你们当兵的人，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为人民谋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
“死到临头，还要宣传赤化！”法官十分气恼，大声怒吼一声：“拉出去！”
邓中夏哈哈大笑着说：“怎么？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都要觉悟起来的。到那时候，你们的死亡便来到了。”接着他高呼着口号被押上囚车，他在囚车里一路上唱着《国际歌》。
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士邓中夏，在雨花台上结束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用他的鲜血灌溉着革命的花朵，染红了革命的旗帜。
第32章 风雨登轮出国门的——何叔衡
1876年，何叔衡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
1909年受聘于云山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杂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当众砍烂。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选为学生委员长。
1920年秋冬，他与毛泽东等发起湖南建党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当时53名党员，大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汇聚在上海的12名中共“一大”代表，有10人是30岁以下的青年，只有两名超过30岁的还都是秀才出身。一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35岁，另一名就是与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代表何叔衡，长董必武10岁。
毛、何二人回湘后，于1922年春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何任组织委员，并担任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校长（主事），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他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毛泽东赞扬他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参加国共合作，何叔衡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他先后任湖南省法院陪审员、省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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