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航行局长尚登峨是在“九一三”事件中第一个对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坠毁原因作出正确判断的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空军指挥所所有的人们，正在为三叉戟256号专机的出逃万分焦急的时候，清晨3点20分，又传来了周宇驰等3人在沙河机场用林彪手令劫持3685号直升机向西北方向出逃的消息。稍微平静一些的空军指挥所顿时又紧张起来。空军指挥所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北京空军指挥所及西郊机场调度指挥室，不间断地将3685号直升机的飞行情况向指挥所报告。李德生将军及时向总理汇报、请示，周总理明确命令：将直升机迫降，保留证据。
空军指挥所随时掌握着3685号直升机的飞行情况，直到陈士印将飞机迫降在怀柔县境内，陈修文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畏罪自杀。
空军指挥所在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监控的过程中，当航行局尚局长得知劫持飞机的主犯就是空司党办副主任周宇驰的时候，脑袋又“轰”地一声大了起来，耳朵里嗡嗡直响。当时，指挥所里都进行了哪些活动，他似乎都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因为，周宇驰在前几天要航线图的事情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眼前两架飞机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叛逃，问题的性质严重显而易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他再次陷入极端的困惑之中。于是，他将周宇驰要航线图的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司令部参谋长。参谋长听罢，稍经思考，对他说：“这样吧，你把航线图复制一份给我。”局长照办了。
9月13日之后，整个空军大院的领导机关都被笼罩在一种沉闷而紧张的气氛之中，除了在“九一三”凌晨经历了空军指挥所那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员之外，绝大多数的人们还不知道党和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变。尚局长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坚持正常上班工作。不过在“九一三”之后相当一段日子里，航行局在本岗位职能范围内的业务活动确实少了很多，下属各个处室的工作显得格外清净。在中央的“禁空令”没有真正解除之前，共和国大地的空中除了国际民用航空的班机之外，几乎没有飞机活动。据说，为了北京的安全，凡是从空中南来的飞机到徐州为止，从北来的飞机到沈阳为限。
9月20日，空军七楼会议室召开空军直属机关及北京空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一直坐镇空军指挥的李德生将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及空军临时成立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等人。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每个人的脸上都失去了往常的笑容，每个人都意识到今天的会议肯定要与近几天大院内不正常的现象有关，个个屏息倾听，等待着主席台宣布重大信息。此时的会场，如果有一根针或一根头发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声音。否则，没有重大情况，作为解放军总部首长的李德生将军不会亲临空军大院。
吴法宪主持会议。
李德生将军打开文件，劈头第一句就是：“叛徒、卖国贼林彪……”这句话像晴天霹雳，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固了，惊呆了。
在座的空军师以上干部一下子都像蒙了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直发愣，下面李德生都讲了些什么似乎都没有听清楚。
李德生将军在会上结合中央文件作了重要讲话，并指明林彪抢班夺权反对毛主席，最终从孤家寡人走向投敌叛国、众叛亲离的可耻下场。一句话：林彪坐专机叛逃了。
“这……不可能吧！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这是会场上一位副局长发出的小声议论。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他一个，只是在这样的气氛与场合中不便说出来罢了。
会上，坐在这位议论者前排的是一位战绩卓著的部长，他不能容忍身后这位干部的小声议论，他已经提前知道了事件的真相。他当时非常气愤，在他看来，对于领导已经宣布的事实，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林彪的殉葬品。那位部长越想越气，突然站起来，一扭身朝着那个小声议论者“啪！啪”就是两耳光。这个突然的举动出现在空军机关领导干部的会场上，正在为林彪突然叛逃的消息沉浸在思考中的人们，都被这一意外的举动弄得惊呆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这边。
这一巴掌好像把这位议论者从深度的困惑中击醒，他似乎从部长严厉的目光及会议大厅凝固了的气氛中读出了真正的答案。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被打者没有做出任何还击的反应，如果在其他的场合，这种侵犯人权的事情绝对不能忍受。
会后，这位打人的部长头脑冷静之余，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太对不起自己的同志了，感到莫大的后悔与自责。下班后，特意在路上等到被打的副局长，当面道歉。这位副局长诚挚地接受了道歉，并说：“没关系，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
这件具有代表性的事情也传到了周总理那里，总理说，这个弯子有的人在头脑中可能一下子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但不要打人。
从全国范围看，传达中央57号文件，突然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后，由于人们不理解，出现类似上面的现象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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