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西路军又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显然，西路军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作如下分析和建议：（一）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二）东进在目前无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不易；（三）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必须三天露营……非万分必要时，不轻采取。西路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八日：
中央军委两次电示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切勿分兵去安西。”并进一步说明，“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张国焘个人署名致电西路军将领，主要内容是：“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并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造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可能经常提供给情报，因为××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显然这份电文不是指示，而是解释与劝导。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西路军集结在临、高地区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配合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后集中力量猛攻高台，红五军苦战至一月二十日，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以下两千八百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敌人于一月二十日占领高台后，气焰嚣张，当即回军猛攻临泽。临泽红军激战三日。一月二十四日临泽失守。突围部队集中于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到倪家营子集结。至此，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三个屯庄里。于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历时二十余天的浴血苦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路军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前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伤亡日增，敌人却有充足后备力量，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下，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进，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风雕群落中的那场激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马元海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场虚惊之后，第二天投入了他的宪兵团。红军并没有像马元海判断的那样，在寨堡屯庄中恭候他来进攻，而是用杀“回马枪”的战术，给予迎头痛击，把宪兵团全部歼灭在西洞堡北面坦阔的戈壁滩上。
当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昌浩和总指挥仍然站在龙首堡大地主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上，用八倍望远镜视察着战场。
夕阳西下，酸风射目。陈昌浩将大衣皮领竖起，侧着身子，以抵御迎面袭来的凛冽寒流。他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首边塞诗，忘记是谁的了，只记得两句：
明月如霜照白骨，
恶风卷地吹黄沙。
这些极尽悲壮的诗句没有给他带来凄苦之感，反而使他兴奋起来。一种夺取更大胜利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萌生了一种久已期待的激情。放下望远镜，他转身对站在他右首的总指挥说：
“今天取得了比昨天大得多的战果……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总指挥对“决定性的胜利”颇有异议，但他并不直接反驳这种顺口说出来的话，只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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