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老人跟着，镇长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
“首长，这件事很不好办，他拿不出证据……”
“你是说他拿不出证明救援西路军的证据吧？”
“是啊！”
“你有他杀害西路军的证据吗？”
“有个挎包……”
“那是救援的证据呢还是杀害的证据呢？”
“他对马家军说是杀害的证据。”
“在自己人面前呢？”
“他当然说救援的证据了。”
那镇长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不耐烦了，觉得我这个老头多此一举，为个行将就木的老反革命费唇舌真不值得，已经定了的事，对也吧错也吧，还翻腾它干什么？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军，在马家军刀压脖子的时候你怎么说？”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面前说实话是诚实，在敌人面前说实话不就是傻瓜了吗？”
“可是，这件事是群众通过的上级批准的，怎么能改呢？”
“怎么就不能改？……过去的一些西路军的失散的同志叫红军流落人员，现在不是改成西路军老战士了吗？”
“那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中央说话，谁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脸点点那老人说，“他的事总不能惊动中央吧？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火了，一股怒气从心头向上冲涌。陪同的同志直向镇长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顶，答应照办其实不办不就得吗？
反正老家伙是过路之人，应付应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决心处理此案，住在这里不走了，可是，我总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望着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生怕我败下阵来。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整个党风的好转，我一个尹洪菲和风车搏斗，不比唐·吉诃德还蠢吗？我即使倚老卖老使出全身解数，把镇长打得低下头来，我走后的一分钟里，他会不会把余怒发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志那个眼神是深刻的，他是个很热心的同志，这个眼神不是他对人漠不关心的结果，而是通达世事的结果，他太了解镇长这些人的作风了。
有人说，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岁的人反道不如这个陪同我的小伙子通达人情了，是后生可畏，还是人世可畏？
的确，这个老人活不了几天了，充其量还活五年，他还需要什么呢？多少年都过来了，再委屈几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个老头子，就是戴个反革命亲属的帽子，没有打你又没有关你，戴久了，也就习惯了，算了。
再说，我的确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弟弟无罪，那张焚烧的纸条不会显灵重现，即使重现，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红军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你救援了他们不就等于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吗？
这是多么深奥的辩证法啊！如果举一反三，多反复几遍是很富哲理性的。
算了，我服了，我败了，哀叹一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完全没有火气了，冷静如凝冰，全身寒彻，“咱们不搞株连，……”我连“封建”二字都不敢说，“那个与流散红军相遇的（我不敢说救援了）人已经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了，……他们的子孙……用不着对他的祖上的行为负责吧？”说这段话时，我不但无火而且老是想哭。……我败得好惨！
“好！好！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镇长也由烦躁变得轻松愉快乃至嬉笑颜开了，“我们从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所以他们……”他用脸点那老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亲属，弟弟是反革命，当然也就是那个（他避开“反革命”三字，可见他很聪明）亲属了……”
“完全正确！”我差点把这四个字喊出来。的确正确到无懈可击，这是合格的一个镇长，事情还是原样。……是我无理，是那个老头无理……
我们驱车经山丹去临泽，一路上，很懊丧，只觉得那四个车轮子在响着：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这种惘怅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丽珍。她现在叫马正梅了。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她现在是三溪湾的回族小学的女教师，倍受群众尊敬。所谓“文革”中流落红军“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的说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马正梅大概是没有受冲击的唯一幸免者了。
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丈夫马正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是英雄；杜丽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了，她是注定要进阿甸园的了……
“七十岁的人了，还像五十岁那样年轻。”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仍然给孩子们上课，……遗憾的是她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你去劝她把一生写出来，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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