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双方都能听从理智的召唤，也都表现得很高尚，这个道理讲透了，埋怨情绪也就没有了。
《碧血黄沙》是历史小说，是文学作品，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事实，是允许根据艺术需要进行虚构的，不虚构就没有文学，不虚构就成了史料汇编。历史上没有人拿陈寿的《三国志》，去要求三分真实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
可是我们有很多老同志不习惯于艺术规律，许多史家也绝不容忍虚构，这就很容易求全责备扼杀艺术作品。
所以笔者在重大史实面前，是十分慎重、严谨的。
四
问：
《碧血黄沙》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方面你是否也谈一谈。
答：
我还想再引用一次《中国文化报》记者访问我时说的那段话，他说：“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种属性，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研究，可以；当作历史来要求，则不可以，因为文学需要虚构，不虚构就没有文学也没有艺术。”
有个别的读者，尤其是不熟悉艺术规律的读者，很容易拿着史料汇编来跟小说对照，所以，我在小说中，把某个部队番号、人名虚起来，免得来信问：××团团长姓王你怎么写成姓李了。
即使按照史料写，也是困难的，比如九军军长孙玉清的死，很容易找到四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370页中说：“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二、有的说他死时当面骂马步芳：“你们杀吧，二十八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三、有的写他亲口向敌人承认自己的身份与敌人同吃同住，卑躬屈节，由阶下囚成了马步芳的座上客；四、孙玉清宁死不屈，刽子手马昌龙挥舞屠刀，将他杀死在马忠义住所后院的马厩内。
马元海死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材料写毙伤马元海、马廷祥以下官兵三万余人；有的写他被解放军活捉，把他囚在木笼里在西宁游街，解放军要枪毙他，未及行刑，他就自杀在狱中；有的说他被老红军战士兰彦民招降，不仅没有逮捕他，反而在减租减息中保护他顺利过关，一九五一年三月病死家中。
文学作品只能在不违背大的历史真实的情况下，根据艺术需要刻划塑造自己的艺术形象。
像马元海的总参谋长原名张时之，小说中的张慎之是艺术形象，不是生活中的张时之。
五
问：
《悲壮的征程》序言一开头就说：“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结束不久，在甘肃河西走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红西路军战败的历史悲剧。”我认为这是很准确的说法。可是现在有个别老同志把“悲剧”当成贬义辞，认为谈“过五关斩六将”才是赞扬，谈“夜走麦城”就是抹黑，你能否就写悲剧谈谈你的看法？
答：
认为写悲剧就是抹黑，这是一种误解。悲剧事件，本身就是一部壮美的史诗，用马克思的话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坏给人看。”被毁坏的东西是美好的东西，它才引起人们的赞美、同情、伤悼、怀念、感叹，为之痛哭落泪，才称得上感人至深。
失败，并不影响其伟大！巴黎公社只活了几十天，但它仍然是伟大的！
悲剧，包含了人类历史、经验、教训、智勇、豪迈、崇高的全部瑰奇，所以它历来是文学的上乘，凡世上不朽的名著，无一不是悲剧。真正能够打动人感动人的莫不来自悲剧，因为它把人类的品格推到了极端。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悲剧是人类激情、行动及其后果的一面放大镜，一切都在其中变得更宏大。”悲剧是展现人类与苦难、死亡、灾变、失败进行斗争崇高品格的舞台。惠特曼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的！”当一个老母鸡为了保护它的鸡雏而仰头跟扑下的恶鹰搏斗时，即使它失败了，那不也是伟大的吗？
席勒在他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中说：“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中，在斗争中，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而最高度的道德快感总是由痛苦伴随着。”
人的伟大、尊严、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等崇高品格无不体现在巨大、宏伟、深刻、严酷的生死搏斗之中。
所谓悲壮者，不悲焉能壮乎？
美国戏剧家尤金·奥尼尔说：
“认为悲剧就是不幸，那完全是现代人的看法。古希腊人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就比我们懂得更多些，他们感到悲剧给人带来的巨大鼓舞，悲剧能够在精神上激励他们，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生活。通过悲剧，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无谓的操心，他们看到悲剧使他们生活高尚。”他又说：“悲剧并非我们土地上生长的吗？不，我们本身就是悲剧，是已经写和尚未写成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悲剧。”
我们的胜利是由千百次失败、挫折、千万人牺牲流血换来的。连老祖宗都懂得失败是成功之母。千百次失败千百次斗争，才谈得上不屈不挠，才谈得上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敢胜利，才能让人们知道革命的艰难，才能使人们感到革命成果的可贵。“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才有了井冈山道路。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历史的要求，但在那个历史条件（敌强我弱）下，却不能实现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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