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子文在绕弯子，陈昌浩等着他的下文，他明白，承认现实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是悲观，而是一种冷静和勇气。
“主席，我认为这样大部队的行动是摆脱不了敌人跟追的，早晚被这群饿狼一口口吃掉……”
“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如果部队分散打游击，”江子文仍不愿意照直说出来，他怕陈昌浩一口拒绝后就不好办了，必须先把理由说充分，“总部的首长们怎么办？目标太大了，一支小游击队是无法保证首长安全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离开部队？！”
“是的，只能这样。”
陈昌浩感到问题的严肃性，在部队危难之际，首长先离开部队，这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那对部队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不离开部队，会是什么后果呢？
陈昌浩沉默了好久，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这对部队、对首长都有好处。”江子文继续阐述他的主张，“保护首长安全，说实在话，这是部队的沉重负担。我是一个长期做保卫工作的人，很有感受。我们必须对首长负责，也就是对革命负责……如果敌人一旦知道总部首长留在军内，必然穷追不舍，给部队带来很大危险，行动笨重，很难适应游击环境，必须缩小目标！”
陈昌浩是精明的人，他当然知道江子文建议的合理性，但他仍需要江子文把理由说得更充分些，取得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庇护。不然，会被人误解为怯懦。
在七年前的鄂豫皖根据地时期，他坐上新缴获的敌机到黄安上空去撒传单扔炸弹时，就有不少人劝过他，这样的具有危险性的战斗任务，一个主要负责同志有没有必要去冒险？但他还是迈着坚决的步伐，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飞机。
后来，他要到皖西根据地去视察，中间隔着白区，他又要坐缴获的敌机去，又有不少同志劝他，这次与在黄安上空飞行不同，那是一个被红军包围的县城，这次却是飞越白区的上空。“那有什么关系？”他拍拍腰中的短枪，又要了两颗手榴弹，“他（指敌机驾驶员）不见得敢与我同归于尽！”
战争时的部队的政治工作者，他的崇高的威望的获得除了政治水平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勇敢，是身体力行。
在危难之时，首长率先离部队的决心是不容易下定的！陈昌浩不能不考虑：总指挥会有什么想法？这样回到陕北去，中央会有什么想法？上下左右的同志们会有什么想法？
“不，全军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部队。董振堂同志、杨克明同志、陈海松同志……都牺牲了，还有许多领导同志受了伤……不！我宁愿跟同志们一起战死！……”
陈昌浩动了感情，他刚才——提到了各军的领导干部的伤亡，没有提到自己的夫人张琴秋。以她那样虚弱的病体，还有生还的希望吗？被俘，这对女同志来说是双倍的苦难，除了精神折磨非人的待遇终身的遗憾外，有多少女性能脱得了敌人的侮辱？
“不，不能离开部队！”他坚定着自己，甚至还产生了亲自上阵带队冲杀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渴望。
此时，天色已届黄昏，总部还没有赶上来，马场滩、康隆寺方向的枪声依然十分激烈。
现实与理智往往比感情更有力量，陈昌浩在一阵激情冲动过后，就陷入了利弊权衡……
“死，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并不难做到，”江子文一心说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因为劝首长离队的想法，在倪家营子突围前就已经萌生了，“问题是，死，并不是你的责任，你是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人……胜败是兵家之常，自古以来，即使数次全军覆没，只要将帅还在，就能东山再起。”
江子文虽然没有举出具体范例，这个道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给历史知识异常丰富的陈昌浩的阻塞的思路推开了一扇窗。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的，就连一代风云怪杰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远征莫斯科遭到惨败后，不也把几十万大军丢弃在俄罗斯冰天雪地的原野上，只带少数随从在寅夜之中脱险而去吗？
“也许你是有道理的！”
江子文继续提供他想过多次的依据：
“这次西路军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不能说没有缺点，可是，我们也打了很多胜仗，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客观困难，让谁来指挥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这些话完全说到陈昌浩心里去了，他认为江子文分析得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主要精髓却抓住了。
我军以长征之后的疲惫之师，进行无后方的作战，粮弹匱乏，面对装备精良粮弹丰实兵源充足的敌人；以步兵对骑兵，再加上民情、气候、地理环境，再加上忽停忽走忽东忽西的拉来拉去……能造成敌人如此惨重的伤亡，能坚持四个多月的战斗，已是庶几无愧了！
如果把我军的困难一一列出，如果把敌方的优势条件也一一列出，那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的成因正像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他们认为，悲剧冲突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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