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从深圳向广州出发了。小雨。薄雾。青青的田野。河里有条小船，渔夫正在钓鱼。三两农夫骑在水牛上，人很小，牛也很小。景色依旧，青丝已斑。
我们四个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手提包，站在月台上，四处张望，没见一个人。
突然听见一阵叫嚷：在那儿，在那儿！
大哥、大嫂、华蕙和她丈夫、儿子从月台另一头跑来了。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我们也叫起来了。
他们朝我们跑。我们朝他们跑。所有的人都在叫嚷，所有的手都朝天乱抓。不知先抓哪只手，不知和哪个人先说话。还得认人，还得埋怨，还得解释，还得抢提手提包。
哎呀，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我们特地从武汉来接你们。
在月台上等了好久。怎么没看见你们下火车？
你们从哪儿钻出来的呀？你们没看见火车到站吗？这么一大串火车！
我们跑到车尾去了！
我们坐在车头呀！
谁知道你们坐在车头！
《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2)
归国华侨……我把下面的话咽下去了，突然发觉那口吻有些特权味道。
父亲死后四十二年，家和国都翻天覆地变了样。他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妻子也都去了。两房的儿女就在那样的平常心情中相见了。没有尴尬，没有怨恨。我们只是到后台换了服装，换了粉墨，脸上画了皱纹，头发扑了白粉。再出场时，角色变了，腔调温和了，步子沉重了，背有点儿弯了。我们唱的是一台不同的戏了。
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讨论如何欢迎你们。大嫂在去宾馆的车上对我说：我们决定，你们火车一到，你大哥和妹夫就上前去招呼安格尔，两个侄儿上前去扶你这个大姨妈。
我笑说：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还要人扶？
哎呀，表示隆重嘛！结果，月台上乱成一团，欢迎仪式全忘了。
只是我没见到二哥。我们都喜欢他，他个头魁梧，说话慢吞吞的，眼睛笑眯眯的，和他在一起，觉得安全自在，儿时尤其佩服他，因为他学的是兽医，懂得如何对付我所怕的动物。
我问起他。
大哥连连摆手：不要问。不要问任何人。到了武汉，也不要问。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来了，就好。大哥望着我笑笑，笑得很慈祥，往日的霸气全消了。
我们一行人在广州东方宾馆安顿下来了，全聚集在一间房里。
Paul从他旅行袋中拿出了一瓶酒，在桌上摆好酒杯，举起酒杯，清了一下喉咙，非常郑重地宣布：这瓶法国白兰地，我从爱荷华一直提到中国，就是为了庆祝这一刻！他仰头一饮而尽。
两个女儿在他和家人之中来回翻译。
姐姐，你们回来，对我们是件大事呀！华蕙不大讲话，一直笑眯眯的，戴着我带给她的助听器，电线吊在胸前，满不在乎。我在学校接到你的信，高兴得发了疯，挥着你的信，跑上公共汽车，向一车的人大叫：我姐姐要回来了！我姐姐要回来了！
我接到你的信，直是说，好了，好了，要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大哥攥着拳头在手掌上敲了一下。
大嫂说：你大哥1974年接到你第一封信，几夜睡不着觉。知道汉仲过去了，他哭了。
明亮的火车。柔和的汽笛。我们三家九口，就那样子一同从广州回武汉。
广东的泥土黑，湖南的泥土红，湖北的泥土逐渐变成了黄色。黑土也好，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都是我的乡土，从心里感到亲。
我终于回到大江上的家乡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江汉关的钟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现在，江上架起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奔驰，火车在下层桥上奔驰。我们一行车子在江汉饭店停下，原来就是往日德国租界的德明饭店。沉重的德式楼房依旧，门前老树一大蓬绿叶依旧。往日那洋人和中国富豪的饭店，我们只能在门外瞄一眼。现在，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溜又宽又长的楼梯，想起小时候，家住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汉仲去买雪糕。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流着汗走过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汉口最好吃的雪糕。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汽车一声不响地在饭店门前停下。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下车，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走进那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江汉饭店白衣短裙的女服务听见我说武汉话，眼睛一亮:你家会说武汉话？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嗯。从美国回来的武汉人，离开三十年了。
三十年？你家想吃么司，只管说。面窝、豆皮、武昌鱼。
喜头鱼！
她摇摇头。我们只有武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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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影像》 又饮长江水(3)
东湖的水依然那样子蓝。天上的云依然那样子飘。
一个绿衣童子站在夹竹桃下。他转身看见我，突然笑了。火红的夹竹桃在他头上烧起来了，映红了他的脸。
他仍然羞怯怯望着我笑。
真个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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