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战略部门而言，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逆转，远比埃及西部沙漠里的一小撮赛努西狂热分子更令他们头痛。之前取得胜利的第六印度师在萨尔曼帕克遇险，被迫在敌军火力下撤退。汤申德部队已遭挫败，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指挥官无力提供保护。在援军抵达巴士拉之前，英军几无足够的兵力守住他们在战争第一年所攻占的城镇。
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行进一周之后，英印军终于在12月2日疲惫不堪地抵达他们熟悉的库特阿马拉。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一马蹄形凹弯处，商业繁华，是当地粮食贸易的中心，当地的甘草根远销国际市场。这里有数层楼高的泥砖房，自带院落，里面的木雕装饰别具匠心。相比之下，公共建筑的面积稍大一些，包括政府办公楼、两座清真寺（其中一座有精致的宣礼塔），还有一处有挡棚的集市被英军征用，改成一所军医院。英军防线绵延于底格里斯河左岸、半岛狭长处，而固守库特西北方河段的泥砖要塞则是英军防线的基石。
汤申德的一些部下对部队是否应撤至库特充满疑虑。从地理位置来看，库特必遭奥斯曼军围困。一旦被围，对印度军和当地百姓都是灭顶之灾。尽管镇上的民众未曾反抗便向英军开城投降，但面对旷日持久的围困，英军也不能奢望他们给予配合。是驱逐镇上百姓，引发7000人无家可归的人道危机，还是强迫民众同他们一起面对围困的艰难险境，汤申德及其部下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让民众待在家中的危害稍轻。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汤申德承认，部队在此遭围困在所难免，但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在萨尔曼帕克幸存的士兵，加上库特的驻军，汤申德此时拥有11600名战斗人员与3350名非战斗人员，粮食储备能供部队维持60天。他相信他的部队能够挺过这接下来的数周时间，等1月份援军赶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便能解围，随后可继续征服伊拉克。
12月5日，由努雷丁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先头部队抵达库特，准备展开围城。12月8日，对库特城的封锁完成。过去一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接连败给英印军，如今终于乾坤倒转。随着阿里的圣旗在底格里斯河上空飘扬，奥斯曼军感到胜利在望。
* * *
[1]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3.
[2] 1915年4月谢巴之战的描述，见第五章。
[3] 关于幼发拉底河中部流域的叛乱，参见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 （Baghdad： al-Mak- taba al-Wataniyya， 1974）， 4：187–219；Ghassan R. Atiyyah，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80–81.
[4] Wardi， Lamahat， 4：193.
[5] Nixon’s orders of 24 March 1915， 30 March 1915， and 31 March 1915 are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94–195.
[6] 英国在阿马拉战役中几乎未受到实质性伤害—仅4人死亡、21人受伤—而奥斯曼军死伤120人，另有近1800人被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60–262，265.
[7] 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我的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8）， 31–36.
[8] Moberly，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97， 其中报道称英军死伤533人。 Captain R. L. Lecky是一名印度军官，他称英军死伤1200人；IWM， Captain R. L.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for 24 July 1915.
[9] Crewe quoted in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0]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1] 对谢赫赛义德的攻击，见第四章。
[12] 关于英国—奥斯曼在南也门的敌对状况，参见Robin Bidwell，“The 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Arabian Studies 6 （1982）： 171–194;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London： Mills and Boon， 1923）， 168–172. G. Wyman Bury， Pan-Islam London： Macmillan， 1919）， 40–50;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74–277.
[13]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74.
[14] Bidwell，“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180.
[15] Jacob， Kings of Arabia， 180.
[16] Both Townshend and Duff are quoted by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20. 值得注意的是，When God Made Hell一书作者—现代历史学家Charles Townshend，声称自己与Charles Townshend将军，即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师指挥官并无关联。
[17]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18： From the Dardanelles to Mesopotamia （London： Amber Books， 2008）， 133.
[18] 空军上士 J. McK. Sloss，隶属澳大利亚飞行团，他确认飞行员为Harold Treloar上尉，空中观察员为Atkins机长。他称飞机遭遇引擎故障，但其他消息渠道称飞机是被击落的。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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